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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会 有点面子

2000年6月8日 16:21

  

  □作者 李甬 王孔瑞

  刘松福的名片上印着9个头衔,他是好几间公司的董事长,温州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温

  州市工商联常委等等。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叫他“刘会长”。

  他是温州市服装商会的会长。这是一个令外乡人感到陌生的角色———温州服装企业对

  外展演,他是组织者;企业间出现争端,他是仲裁者;企业被行政侵权,他出面奔走。对于温州服装商会的30

  0多家会员单位,刘会长有点像他们的精神领袖和代言人。

  刘自称现在90%的精力花在商会上。他自己的服装企业叫“金三角”,但他基本上不

  说金三角如何如何,张口必是温州服装如何如何。他非由政府部门任命,也不拿俸禄,但外省市向温州服装企业

  招商,第一个要造访的人是他;市政府要规划“服装城”,第一个要参谋的人也是他。

  在被称为“民营之都”的温州,像服装商会这样的民间行业商会已经有22个。商会和

  活跃其间的会长们已经成为温州经济生活中的一大景观。

  服装商会是十几个服装老板发起成立的。

  那是1994年。跟温州的其他行业一样,温州的服装业也正处于“前品牌竞争阶段”

  。服装企业你仿我,我冒你,你卖90元,我卖85元,价钱越卖越贱,衣服越做越水。这一循环不仅一圈圈地

  缩掉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而且具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整个温州服装成了水货的代名词,某个

  单个企业要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多半是一条死路。

  “温州服装的大牌子不树起来,温州服装企业就没有大出路。”刘松福这样概括服装商

  会成立的大背景。现年60岁的刘松福中气充沛、抑扬顿挫,大有组织者的派头。服装商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推选出10个品牌,组团参加当年的中国(杭州)国际服装博览会。这10个品牌在展厅内连成一体,又在

  展厅外挂出10个大条幅。在它们自己的名字前头,都冠着两个大字:温州。

  “一下子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了,”商会副会长郑晨爱回忆起6年前迈出的第一步时

  仍然显得有些激动,他的奥奔尼也是10个参展品牌之一,“他们都感到奇怪,原来温州也有过得硬的服装,而

  且还有这么多过得硬的服装”。

  接下来,北京、大连、昆明这些服装资讯的集散地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温州服装树立“大

  牌子”的舞台。刚开始参展品牌主要靠理事们推选,1996年以后商会有了一个先决指标————国家服装检

  测中心、省服装检测站的检测结果。

  国家服装检测中心和省服装检测站是商会出钱请来的。“好的要走出去,首先内部好的

  坏的要分开。”郑晨爱说。检测结果登在《温州日报》上———1996年只有2个优等品,1997年6个,

  去年是28个。

  温州服装业渐渐掉头,到近两三年男西服起来的时候,已经完全踏入了一条向上循环的

  轨道。“大家比谁质量好,谁价格高,”郑说,“你卖600元,他卖800元,谁能卖到1500元,大家都

  服气他,学习他”。

  温州服装企业“长不大”的难题解决了,去年产值过亿的企业就有6家,整个温州服装

  业的产值则由1994年的20亿变成了200亿。

  在新的快车道上,刘松福自己的“金三角”却渐渐被甩出了第一方阵。但是刘仍然自诩

  赢家,他说去年底整个温州服装业订单吃不尽,金三角虽非一流,但也是天天加班。“要是整个行业不行了,还

  有你这个企业吗?”他说,“这个道理,现在我老太婆都懂了”。

  商会成了温州服装业的领航员。刘松福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除了老板之间组

  织研讨,集纳内部智慧,现在他们开始聘请专家,借用外脑。去年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温州服装走向

  21世纪研讨会”,老板们带回去两个方向:一是电子商务,二是软质量————21世纪的质量不再指硬质量

  ,而是风格等软质量,因为硬质量将是21世纪的准入证。

  刘松福认为中华服装协会的年会“没意思”,他说他们还在讲“层层把关,道道检验”

  。“我是会长,我先动手了”

  温州服装商会有一条行规:你可以宣传自己好,但不能说别人坏。刘松福说,同行三分

  怨,商会不光要目光向外,也要目光向内。

  这条行规甚至没有写在纸上。开大会的时候有人嚷嚷,其他人一附和,刘松福就当场宣

  布了。话说得很土,说别人坏的人“不是人,是狗生的”。

  也没有相应的惩戒规定。但是说起来奇怪,这之后这种事情居然一下子就“ 基本没有了

  ”。

  一个老板说,谁都要个面子。过去没有商会的时候,大家一年到头碰不上一回面,现在

  大家走到一条路上了,我说你坏,碰到你我会不好意思。

  当然真要是有违规者,商会也不是没有办法。去年北京搞了个’99中国时装周,展会

  评了个“十大男装”、“十大女装”。“温州三家男装企业参加了,也评上了,本来应该叫做’99中国时装周

  展示会十大男装品牌,”刘松福说, “但是它们后来大肆宣传,前面不说了,就叫做中国十大男装品牌”。商会

  买下温州日报半个版,就来龙去脉做出了澄清。

  温州烟具协会也有一条行规:会员单位不得仿冒他人产品。烟具协会搞了一个整整三页

  纸的“维权公约”,会员入会的时候,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同服装协会一样,烟具协会也是在老板们饱受互相仿冒之苦的大背景下成立的。那是1

  991年11月。会长李坚对当年的竞争局面仍然历历在目:“你好容易推出一个新造型,一种新工艺,一个星

  期后一条信河街全有了。”东西一样或看起来一样,大家就在价钱上肉搏战。1990年李坚入行的拳头产品“

  王中王”,开始时一只卖92元,几个月后卖到3元。

  烟具协会开始维权了。

  “一个打火机,是你设计的,或是你有显著改进,我们给你登记备案。有人仿冒你,我

  们打击。”40岁出头的李坚声音很轻,举止沉缓,虽然风格大异,但气度并不输于服装商会刘会长。“打击”

  的办法一是砸模具,二是没收成品,补偿给被侵权者。

  第一次打击,工商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新闻单位一齐前往押阵。“ 我是会长,

  我先动手了,我们理事单位一一跟上”。这个顺序一直延续至今。“ 哪里砸模具,理事只要在温州,全部到场,

  ”李坚笑一笑,“就像军队一样”。

  “设计”和“显著改进”由理事们来认定。因此烟具协会每隔半个月二十天要开一次理

  事会。对他们来说,这项工作并不复杂。“理事都是行家。日本、德国随便哪里出了个什么机我们都知道。”李

  坚说。要骗过7个理事并不容易,并且,协会还花大价钱买了一套检测设备————可能是国内最先进的一套检

  测设备。

  到现在,协会维权产品已经超过700只。与此同时,温州打火机业产值达到16亿。

  全世界的金属防风打火机,每4只里就有3只是“温州造”。

  1997年国家专利局领导到温州了解了烟具协会后,把“维权公约”称为 “对国家专

  利法的一种补充与延伸”。协会秘书长林崂显然相当认同这种说法,他说:“申请专利的周期是一年,假冒的周

  期是一个星期,我们的办法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当然协会维权并不“唯技术论”。李坚说着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一个裸体女

  郎,头上冒出火焰———这是一个会员单位设计的新机型。“他还要申请维权,我先要打电话骂他一顿,”李一

  边拨电话一边摇头:“世界上这么多东西,就没有别的东西做了?”“也得买我们一点面子”

  要说到温州服装商会的好处,仕登公司还有一个故事要讲。

  温州服装声誉好起来之后,很多国外品牌、国内名牌过去在广东、大连贴牌生产的,都

  转移到了温州。仕登公司正是被挑中的企业之一。去年底正是忙的时候,鹿城区工商部门来了。他们说,既然是

  贴牌生产,品牌可以贴人家的,但要打上“温州制造”。 

  “当时很凶的,”刘松福竖起眼睛,“仓库封了,手机缴了,人也带走了”。商会出面

  ,人大、市政府、工商部门一圈跑下来,仕登重新开工。“一个企业要去跟政府部门交涉,门儿都没有,商会甭

  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组织,”一位服装老板说,“商会头头脑脑多半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家也会买点面子”

  。  也正是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温州市鞋料商会赢得了会员们的爱戴。

  鞋料商会的会员单位主要集中在河通桥市场。因为有部分商户偷税漏税,税务部门干脆

  在通向市场的各个路口设卡检查。大家都没法做生意了。“我们跟税务部门坐下来协商,”秘书长王耀庭说,“

  你把卡撤了,我们来宣传税法,参与税收”。

  税收反而增加了———这之前1994年是400多万元,1995年就达到了700

  多万元。并且因为会员单位之间知根知底,过去“枪打露头鸟”的现象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王耀庭这样描述现

  在商会在税收问题上的权力:“终审权当然还在税务部门。”他顿了顿,“不过也得买我们一点面子”。(转自《南 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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