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民富优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3)

　　5　当务之急是弥补贫富差距

　　您对“十二五”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的判断是：

　　选项 频数 比重

　　A、继续扩大 117 49.16%

　　B、维持现状 24 10.08%

　　C、有所缓解 83 34.87%

　　【权威解读】

　　新京报：我注意到有几个调查，本身是围绕这些诱因展开的。比如，49.16%的人对“十二五”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的判断是“继续扩大”。对“十二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中，65.83%的人认为是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对国有企业进行“收租分红”，60.83%的人认为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42.08%的人认为是建立工资定期增长制度。您怎么理解？

　　迟福林：我认为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在我国贫富差距中的比重至少占到60%的比例。解决城乡差距是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方面。怎么解决，可以围绕一些具体问题探讨。

　　第一，“十二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能不能成为历史，如果“十二五”让有条件的农民工比如80后的在城里工作成为历史，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实现。

　　第二，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有没有可能？如果这个有可能，也可以做到。

　　大家的担忧也是一种期盼，期盼在城乡收入差距当中有一些实质性动作，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

　　新京报：“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观点记得您专门提过。

　　迟福林：这样做，也是从一种角度反映大家对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重大政策的一种迫切期盼。

　　去年8月份提出了“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当时引起社会热议，很多人说十年十五年也做不到。我说如果十年十五年做不到，那么反过头来看，必然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大量贫民窟的出现。如果这样的话，80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不能市民化呢？我们讲公平发展、科学发展，为什么连农民工这样一个歧视问题都解决不了？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这样做财政压力会很大。

　　迟福林：财政压力是一个问题，但更要看到在收入分配改革当中，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矛盾焦点，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差距的焦点，也是贫富差距的焦点。

　　新京报：调查中有87.50%的人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作为“十二五”农村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有77.50%的人选择的是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迟福林：这个调查，我想前两项数据最重要，就是农村改革最迫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土地，因为土地问题涉及到农民对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一个物权关系还是一个债权关系。

　　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实际上它是一种物权关系，应该受到物权法保护，在这个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序的，在这个前提下土地流转当中农民才是最大的受惠者，农民才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

　　土地最大的问题，现在放置在目前这样一个发展方式当中，第一容易导致政府对农村土地的掠夺，第二容易导致资本对农村土地的掠夺。我是不主张大资本下乡。大资本下乡要搞服务、搞流通、搞加工这可以，决不能搞资本下乡占土地。

　　第二个，为什么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大家期盼，我们过去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实际差距5到6倍，主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不合理。

　　第三，现在农民工进城，户籍是个表面问题，背后是公共服务福利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有了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安排就好解决。

　　6　高层次协调机制“非常必要”

　　您认为，“十二五”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选项 频数 比重

　　A、非常必要 167 69.87%

　　【权威解读】

　　新京报：有一个问题，谈到“十二五”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就是专门针对“改革共识”的吧？

　　迟福林：加强“顶层”设计，已经写入了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这是好事。

　　新京报：这个结果比较集中,69.87%的人认为“非常必要”，18.41%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必要性”，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和预期的结果一致吗？为什么这样设计问题？

　　迟福林：基本符合预期。这样设计，是因为改革涉及三大方面问题。

　　第一，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加大，加强改革决策层次的设计很重要。因为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收入分配，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特别复杂，改革已经不是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某些重要的改革也已经不是局部试点。真正取决于决心勇气，取决于决策层。

　　第二，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利益关系调整，需要中央统筹协调去推，你不统筹协调去推，仅仅靠下面去试点，那有些好的改革可能走形变样，并且也很难在实践层面去推动。

　　第三，现在改革应该说缺少广泛的共识。目前，改革广泛共识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谓不存在体现在哪里？就是改革已经是利益的调整问题，而要改革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情况下，全社会某一项改革意见要像过去一样充满共识就很难了。这个背景下，我的看法是改革得有基本的共识，比如说改革导向这些基本共识很重要。

　　新京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

　　迟福林：对，需要让决策反映民间的呼声，形成基本的力量，集聚基本的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嘉宾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