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李宪法被称为“药品招标采购第一人”。10多年前，他就在河南设计了我国最早的药品招标采购试点模式，后来，又参与全国药品招标采购相关文件的起草。
李宪法说，用集中招标采购的模式来治理药价虚高，路径上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对招标采购模式不断完善，改变不合理的环节。一些地区克林霉素磷酸酯中标价格依然虚高，暴露出卫生部64号文件指导建立的招标采购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亟须进行调整和完善。
必须提及的是，由于当下执行的三年医改的基本路径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是先着力解决基本、基层的问题，摸索经验，逐步推广。因此，按照基本药物制度规定，目前国办56号文件能管住的只是县级以下基层医疗机构的307种国家基本药物和省级增补基本药物的采购，大医院的、基本药物之外的大量药品尚不在此文件的约束范围之列。但是，由于按照国办56号文件进行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的地区，基本药物带价格大大下降，已经对本地区大医院的招标价产生了比较效应和挤压效应，同品种药品的价格也大大下降。
20年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博弈药价
事实上，在很多专家看来，光靠国办56号文件并不能全面化解当下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办56号文件只是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307种基本药物，而县级以上大医院使用的成千上万种的药品还得依照老的招标制度进行招标。
另一方面，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制度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只是导致目前药价虚高的因素之一。以药补医的模式不破除，医生的收入制度不理顺，公立医院的改革不推进，药价虚高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过去20年里，对药价虚高的问题，价格部门屡屡重拳出击。有媒体统计过，国家发改委自从1998年成立至今，已经出台了28份下调药价的文件，可是老百姓依然要面对高过出厂价数千倍的药价。
有业界专家总结了一条博弈流程：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价格主管部门发文降价;药价下降，企业停止生产销售降价药，出现“一降就死”的情况;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部门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价格部门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再有，对收受药品回扣等腐败现象，有关部门要切实整治。早在1992年，卫生部就发文要求纠正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1994年国务院也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整顿药品市场，1996年国务院还开展过打击药品回扣的专项治理，多年来，药品回扣问题也被国务院纠风办作为纠风工作的重点。2006年，在当年的反商业贿赂战役中，药品价格也是重点领域。
可以说，相关部门已经和药品购销中的腐败问题做了20年的斗争，动用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可是为什么医药领域内的商业贿赂依然屡禁不止?
在李宪法看来，药品购销中的腐败屡禁不止，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目前的药品生产总体供大于求，供求失衡，生产能力过剩，不正当竞争不可避免。其次，医院以药补医的运营模式尚未改变，为企业不正当竞争提供土壤。第三，现行的药品采购政策、价格政策和支付政策不统一、不协调，导致其效果与降低药品价格的目标相悖。
比如药价目前执行的是顺价作价的定价机制，也就是说医院可以低进低出、高进高出。对医院来说，就是卖高价药能赚得更多。在以药养医的制度推动下，大夫当然愿意开高价药、大处方。对老百姓来说，自然享受不到几轮降价带来的实惠。
李宪法说，药价的虚高，远远不是价格部门出台几份文件就能管住的，其中涉及到整个医疗体制的理顺。
据悉，国务院医改办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间的医改规划，很多业界人士也期待着在未来几年中，能够对大医院的药品采购进行科学规范。
本报记者 刘世昕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