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劝富济贫”的尝试需要实践检验

　　作为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个社会矛盾，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执政者的重视。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的65倍。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而，当前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相关问题的症结尽收眼底，如何跨过这道鸿沟却非常艰难。不过，公众就此产生的悲观预期，却丝毫不影响各地“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种种实践。煤炭大省山西在艰难转身的时候，吕梁就要求“凡在吕梁境内开办的企业，都应主动在本县境内兴办一项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的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或联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

　　吕梁煤炭企业想要投入“一企一事一业”，意味着每吨煤要捐献出30元钱。这种从一开始完全就是政府行为的“劝富济贫”路径设计，出发点源自村庄与矿山、企业壮大与地方经济不可持续这样一些矛盾的突出部。某种程度上，这是地方政府所能找到的一条政治、经济等风险成本均可控的转型之路。

　　当年山西吕梁劝富济贫的成绩今天鲜有报道，而陕西省显然是有所借鉴，其动员国企和民企煤老板出让利益，实现“共富”的样板正在成形。陕西府谷县有3.5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从2007年开始，府谷县政府促使176个煤矿企业帮扶165个贫困村。于是，企业不仅出资修路，甚至免费给村民提供了豪华别墅。住进高庄则村64套完全欧式风格的别墅之后，村民的水电气全部免费。每套造价100万元的别墅，政府不用投一分钱，村民也不用花钱，买单的是当地的一个煤老板。

　　高庄则村无疑就是一个样板，那些有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依托的地方，所探索出来可以实现“共富”的结论莫不如此。从“府谷现象”到“府谷精神”的升华，主要得益于“当地煤老板频频捐款”。当地官员强调，“民营企业家捐赠行为都是自己主动的，也是互相感染，政府只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全县人民都享受到发展成果。”

　　这里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推论：面对非常紧张的村矿、村企关系，企业经营者听取了政府的劝导，主动将利益分发给弱势群体；在能源资源开发引发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矛盾面前，这是地方政府无规可循情况下的“明智之举”。据报道，陕西从早期引导煤老板与所在地开展“结对帮扶”，到直接引导企业让利于民，实现了“利益共享”之后；再从在国有资本收益预算中单列“社会公平调剂基金”，直接引导国有能源企业参与地方庞大民生工程。

　　不得不指出，资源富集地由此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过于简单化。真实的情况是，无论是民企参与“劝富济贫”，还是国企接受了“资源红利共享”，都不是政府的恩威，而是稀缺资源的力量。

　　很显然，“劝富济贫”广受好评需要时间也需要实践来检验，官商联手扶贫诞生的“劝富济贫”创新模式之说同样有待商榷。地方政府要求资源型企业济贫，只能是一种无奈之举，说到底也还是行政手段的变种，不足以达到某些评价所称的改革“破冰之旅”的高度。以高庄则为例，村民对分配的别墅没有处置权，别墅“产权”为老板所有，假如这个老板破产，结果会如何？更重要的还在于，村庄地下的煤炭储量是否足够多，“共富”、多赢的局面是否能够持久？(赵民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