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就业焦虑”透视

　　引子

　　2013年堪称中国大学生“就业焦虑年”，毕业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冯育芷，北京某名牌大学经管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是困扰于这种焦虑的一员。

　　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99万，就业签约率不及三成，不少人称之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40求职者共居一室，只为离北京更近”这样的极端案例也屡有曝出。

　　没有了师兄、师姐们的“牛运”，冯育芷和他的同学只好到处撞“鸟运”。要么回老家，要么漂在北京。谈到自己的求职历程，冯育芷说：“就差没把人逼疯掉。”

　　现实故事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

　　冯育芷来自吉林省的一个偏僻小城。父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还下过岗，生活过得“相当不易”。

　　正因生活艰难，冯育芷更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除了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以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啃书本上。不负重望，冯育芷终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知名高校，成为当地的“高考明星”。

　　冯育芷以为，从此踏上了改变命运之路，能够在移动互联行业大显身手。但马上就要走出校门了，投了60多份简历，连面试机会都很少有，更谈不上签约，就业之路的艰辛超出了他的想象。

　　“经常睡不好觉，会半夜3点钟起来，看有没有邮件。”他说，“收到一条短信或电邮，都激动得不得了。”这种压力还传递给了妈妈，使她大病了一场。

　　为了获得面试机会，冯育芷想了很多招。光简历就准备了中英文5个版本，分别有“WORD”和“PDF”样式，针对不同的企业分类投递。

　　他甚至担心名字偏僻，考官会不认识，要不要改名字？

　　即便如此用心，他仅有的几次面试机会，很快就成了“过往烟云”。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家企业收到简历达6000份。10个面试的，竟有9个是“海归”，其中有个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还有北京户口，优势明显，“真让人泄气。”

　　谈到回老家，他说，“谁不想回老家，在这还得呼吸污浊的空气？”“但问题是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北上广，老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几个好工作，拼的都是硬关系。”他说。

　　冯育芷说，最苦的就是他们这些没背景的，只好窝在北京，“就是出不去。”

　　透视就业难

　　原因一 宏观经济减速、体制改革滞后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迟滞，国有企业的强化，尤其是垄断企业占有大量资源，导致接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弱化，再加上宏观经济下滑因素的影响，就业难是必然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宝元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李宝元看来，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步履维艰，有的企业关门大吉，没有背景的学生又不易进入国有企业，这就缩小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

　　“各种事实验证，活在体制内舒服，都往公务员、教师、国企队伍里钻，谁还去下海？”李宝元说，和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生敢于下海相比，现在就业方向已经今非昔比。

　　对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孙凤也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流通是造成就业渠道变窄的重要因素。“以前经济增速在8%的时候，就业问题还不明显，但增速放缓，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她对记者说。

　　“今年大学生供给量最大，再加上经济减速，经济结构调整，几个因素叠加就面临着就业难问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李震对记者说。他说，体制内阶层固化，也是减少了就业职位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是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这与心理因素有关，特权给每个人的选择都带来扭曲。”他说。在他看来，假如都是私营企业，大学生的选择就会更自然一些，不会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

　　原因二 教育方向和就业需求“错轨”

　　“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学生真的多了，关键是结构不合理。”李震说。

　　在李震看来，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供需错位。他举例说，扩招最多的是文科生，专业设置不合市场需求。“文科生扩招容易，有个教室，招一些老师就可以了。但理科扩招就没那么简单，会受一系列的实验设备和教学条件的限制。”他说。

　　孙凤也表示，结构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是，中国第三产业创造出的增加值比例不高，就业机会少，相对来讲，还是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这就造成了所学非所用的现实矛盾。“扩招不根据市场需要，迟早会引发就业问题。”孙凤说。

　　被调查的60%企业反映，应届大学生到岗工作，实际知识应用率不足40%，且多数学生所学过的知识转化不出来，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读到研究生了，还分不清图和表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学生怎么用？”李宝元说起来情绪激动。

　　李宝元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时代，而不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需要勤勤恳恳的有一技之长的人，而不是只会坐办公室的人。

　　对于大学生学非所用问题，李宝元说，这些年教育定位不清，只是一味地大量生产“产品”，片面追求学历，乃至造假成风，却对“产品”的质量、需求一概不负责任。

　　“教育不重质量，比毒奶粉还可怕。”他说。他调侃道，或许设个“范进博士后”，大概不愁没地方要了。

　　原因三 大学生自我定位不清晰

　　中生北控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姚萍对记者说，他们单位今年招了十几个人，但没招应届毕业生。她解释说，这是因为用人部门反映，应届毕业生招进来不一定马上能干事，要培养1-2年才能适应。“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跳槽走了。”她说，“再加上现在是独生子女多，期望值高，和实际可能有差距。”

　　姚萍认为，毕业生就业正处于一个“高原适应期”，需要走一段泥泞的道路，才能走上柏油路。

　　李震说，有的大学生快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对自己的成长路径不清晰。

　　“很多大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好工作。”李震说。

　　在李震看来，大学生及时纠正就业观很重要，“现在已经不是精英教育，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普通的劳动者。”他说。

　　“一个大学生听他妈说，上大学就是要当官，不被人欺负。这样的就业观怎么会不出问题？”李宝元说，这种就业观折射出价值观的扭曲。

　　成功之道教育集团董事长张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生从校园走上职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认识，对自己的薪酬、行业选择、发展空间等缺乏清晰定位。

　　大学生职业设计模糊与准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市场配置成功率。据国内各大城市人才交流会统计，多数学生参会都有一种“赶集”的感觉，没目标，全凭碰运气，结果造成了有意向的没信心，有信心的准备不足，大学生交流会对接成功率一般只在30%左右。

　　“如果及时做一个自我澄清，职业方向明确，就业的机会肯定会多。”张冉说。他说，香港从小学教育就开始做“我是谁”，以后在不同阶段反复训练，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认清自我，增加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

　　“否则，个体遇到问题总是外归因，甚至造成人格障碍，这也是一个当今社会烦躁、焦虑的原因之一。”张冉说。

　　解决方案

　　需刮骨疗伤做“大手术”

　　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路径，尽管专家们给出的方法不一，但他们的核心观点一致：必须重塑大学生的就业观。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须在多方面动“大手术”。

　　李宝元认为，教育必须回归本质，那就是让学生“成人”。因此，教育须分层次，各级教育应各负其责。基础教育属于公共服务，应由政府负责投入财力，彻底解决上学难和教育均衡问题。大学教育则应该是个人的事，属于市场范畴。现在的大学就像80年代的国企，占有着大量公共资源，但却不能生产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产品。

　　“所以，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李宝元说。“从现在开始，国家不再给大学拨款，看学校能不能活下来？”他说，“一定要相信学校的自我发展潜能，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要走群众路线。”他强调说。

　　孙凤则主张，大学教育应按学科分类，建立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如，有些学科是基础学科，偏向理论，可以通过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而有些专业，偏向操作，就应考核就业指标。

　　孙凤认为，改变学生的就业观，需要淡化体制内、外的差异。要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给大学生就业一个流通的渠道，让他们对未来有所希望。“否则，如果把他们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可能会让他们走上社会的反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再推迟退休的年龄，挤占大学生的就业空间。”孙凤说。

　　李震也认为，从当前看，应抓紧为大学生创造就业平台，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创造就业机会，如社区服务等。从长期来看，应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体制内、外严重分化的现状，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体制，建立起职场之间的流通渠道。

　　张冉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必须从根上抓起，从小学开始，进行“教育创新”，把心理学教育全方位植入教学内容，培育学生的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坚韧等核心要素。

　　“一个人有了这些要素，就业就是个体选择的问题。”他说，从宏观经济上看，行业有朝阳和夕阳之分，但对于个体来讲，就没有这个区分。他举例说，宗庆后卖矿泉水同样可以做到亿万富翁。

　　“有了这样的理念，北大学生卖猪肉就不会成为新闻。自己做选择，知道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张冉说。

　　谈到如何植入，张冉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把心理教育落到实处。劳动部这些年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心理咨询师，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直接实施。“花这些钱，比花在什么地方都值得。”他说。

　　“如果真做到这一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张冉说，“人际沟通、团队精神、责任心、目标，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正能量。”

　　“有了这些，我们才敢说，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希望在教育身上。”张冉说。　　本报记者 王劲松 实习生 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