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解决地区和产业过度极化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两大世界性经济难题，分别是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极化过度、产业发展极化过度。这两大世界性经济难题的同时存在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两个同时存在的世界性经济难题需要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需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中国经济加速“西进”。

　　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是指生产要素长期持续过度向发达区域或发达城市集聚，其他后发区域或后发城市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会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由于人口过度向发达区域或发达城市集聚，导致这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上学难、看病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存在“恶化”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西方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一难题。目前，中国大量人口向东部一线城市集聚，造成东部一线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需矛盾加剧。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极化问题。因为，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就业机会、投资机会、致富机会等不如发达城市，而且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公共管理水平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一般也不如发达城市，由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其他人口会继续涌向发达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区域经济不均衡甚至是极度不均衡发展是一种常态。

　　所谓产业发展过度极化是指生产要素过度向少数行业大规模持续流动，造成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引发经济大起大落。美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科技泡沫、21世纪头6年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荷兰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荷兰病”，都是产业发展过度极化的表现。产业发展过度极化也是一个世界性经济难题。中国目前大量生产要素过度向少数行业集聚问题严重，且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其后果就是某些产业发展过热，而其他产业发展变缓，一旦过热产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衰竭，整个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之中。

　　上述两大世界性难题是市场失败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力量解决，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尽管西方国家也在一定时期出现过上述两种极化的问题，但目前极化状况已经有所缓解，有的已出现逆转。中国的问题是两个难题同时出现，解决起来更加困难，并且这两大极化问题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同时出现的两大世界性难题，应当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应加速“西进”。全力发展中西部地区，通过中西部地区铁路尤其是高铁建设，改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增加中西部地区投资机会、致富机会、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吸引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聚。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不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度极化问题应采取新供给主义理论主张，重新重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重视“区域”性的结构减税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力度，防止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中央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尽量向后发地区倾斜，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提供风险系数较低的便于中低收入者投资的金融产品，增加中西部地区发展机会供给。

　　其二，加大科技创新。中国经济要解决产业发展过度极化问题，当前的急迫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创新，经济史学家莫基尔在其名著《富裕的杠杆》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技术创新。西方学者琼斯指出，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而400年后英国才爆发工业革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一个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强盛。

　　其三，加速制度创新。最近推动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结构性减税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对促进经济增长大有裨益。但我们应该看到，减税会削弱政府财力，削弱政府投资能力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所以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该削减政府性消费支出，让更多的政府资金用于投资和应对经济风险。大规模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实施结构性减税提供更大的空间。制度创新可以化解传统制度中不利于经济健康增长的因素。解决我国经济中面临的两大世界性难题，需要全方位推进改革，需要推动制度创新，需要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