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凯蒂：征税并非缩小贫富差距法宝

　　“要缩小贫富差距，并非很多人对我的解读——单纯依靠征收财富累进税，或者说向富人加税，教育投资就是一个重要工具。”昨天，托马斯·皮凯蒂教授带着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在复旦大学发表“财富与收入分配”主旨演讲，并在赶赴下一场演讲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有两个关键词：重新解读与澄清。

　　过去一年对皮凯蒂来说真是“人红是非多”。喜欢他的人称他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精神导师”，是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崩溃前，“提前预警大家带好手帕擦眼泪的人”。不喜欢他的人，批评他是以数据博眼球的经济学界“摇滚明星”，连《资本论》都没看全。今年恰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120周年，被套上“新马克思主义者”头衔的他，用学术界一种比较公允的观点来看——他开启了一个研究新方向，值得研究一番。

　　记者：你的一个统领理论是通过征收财富累进税，即通过向富人征收重额的遗产税等方式，重新分配财富，减少贫富差距。这引发外界的主要质疑是，会不会由此消磨人们追逐财富、创新的积极性，降低效率和竞争力，造成“懒人社会”？

　　皮凯蒂：完全不会。以美国为例，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人群征收高达82%的所得税，这大概是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点，这种做法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的增长，相反，美国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现在。这说明资本累进税高与经济增长、社会创新是可以并行的，但条件是指对巨富和巨额遗产征收。

　　当然，我并不是说征税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唯一解决方案，我认为教育投资就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记者：这一年你很红，但质疑你的学者也不少。比如，有人认为你的观点太理想、太天真。诸如比尔·盖兹这样的“巨富”跳出来挑你的数据纰漏。对于这些质疑你怎么看？

　　皮凯蒂：我在书中已经言明，不少数据并非来源于政府，因此并不绝对准确，但这不影响整本书的逻辑和论述。另外，许多人希望我提出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相对的解决方案。我必须说，我对历史数据的总结能力好过我对未来的预测能力。过去15年我和研究伙伴研究了过去300年多个国家的税收数据，得出一些结论。而如果你们搜集其他数据会得出其他不同纬度的发现，通过我的研究方式启发大家的思考。我的根本目的不是告诉大家未来唯一的可能性，而是帮助每个人形成自己的看法。因为贫富差距不应该只留给经济学家，它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记者：在你书中提到，中国是一个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地方，对于财富不均有着不同的意义。

　　皮凯蒂：按照我目前所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财富有30%到40%集中在国家手中，这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资本调整自己的战略，并且调控更为有效，但在过去几年中，私人财富的比例急剧增长，尤其是集中程度开始增加，这非常值得关注。

　　对于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必须研究现在占人口大约50%的中产阶层。因为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资本在不断运动。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必须防止像西方国家那样，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逐步消减。

　　在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并没有中产阶级，90%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现在中产阶级的财产虽然比过去多了，但全球10%的人财富增长远高于中产阶级财富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财富在不断减少。虽然科技创新使近年来中产阶级的数量又有回升，但远比不上财富集聚的速度。中国经济与欧美和日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财富的增加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在我的书中也有相关研究。

　　记者：按照你的观点，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由于财富急速地集聚，使得那些制订政策的人也永远都是那些掌握财富的少数人，而不是希望财富分配更均衡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了你的书后，产生了悲观的结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皮凯蒂：我的书中并没有那么悲观。虽然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财务等各种信息的透明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增加金融市场和财务政策的透明程度以及信息交流尤其重要。

　　通过信息的透明使得人们可以研究、回顾政策的历史和正确地预测未来。如果马克思可以制订政策的话，他就不会写那么厚的资本论了。　■首席记者 姜澎 唐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