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CPI走低总体利大于弊

　　去剩余产能化导致粗放式、低水平和重复建设投资需求明显收窄，直接拉动PPI(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行(去年全年下行幅度达2.2%)，而PPI下行又必然导致物价涨幅趋缓，同时又反映为市场需求不足。

　　去年全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包将在下周向社会公布。作为年度数据包“引导数据”的CPI，昨天由国家统计局先期发布：去年12月份CPI同比涨幅1.5%，去年全年CPI同比涨幅2%。

　　去年初确定的全年CPI宏调目标是同比涨幅3.5%左右，若拿其与2%的实际涨幅作单向度对比，去年全年物价宏调任务完成良好。但若考虑到决定物价涨幅的还涉及其他诸多经济因素，去年CPI的年度同比涨幅，已引起部分学界专家和市场人士对通缩的担忧。

　　普通百姓都希望物价能保持稳定，甚至越低越好，但从经济平稳发展之角度，尤其从确保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应可持续稳定的角度，保持适度的通胀譬如CPI年增幅维持在3%左右，又是必需的外部条件之一。由于担心出现通缩，部分学界专家断言，今年一季度降准(降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的靴子将再次落下，一来增加市场流动性，二来降低企业信贷成本，以通过货币撬杠“一降一升”来刺激市场总需求。这种判断的出发点是，只要市场总需求增加了，物价亦可由“冷”趋“热”，通缩即可得到避免，至少可以让通缩压力有所缓释。

　　然而，就算我国目前确已出现通缩苗头，但这一苗头的成因，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的。要遏制这一苗头演变为事实，单单通过货币撬杠的“一降一升”这味传统“西药”，肯定不对路。正确的做法是，服用中国特色之“中药”辨证施治。

　　不同经济体出现通缩的外部表观大体是一样的，物价涨幅低于生产成本涨幅，市场需求普遍不足，投资增幅明显下滑，是通缩的三个共性特征，但三大特征的成因，在不同经济体中差别很大。就中国而言，如果说通缩确已出现，其成因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去剩余产能化，导致以往的粗放式、低水平和重复建设投资需求明显收窄，直接拉动PPI(工业品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行(去年全年下行幅度达2.2%)，而PPI下行又必然导致物价涨幅趋缓，同时又反映为市场需求不足。

　　二是大力淘汰“三高”产能，拉动了国内及国际原油、煤炭、有色金属等原材料需求大幅度下降，也直接拉动PPI下行，最终反映为社会总物价增幅趋缓。如果不是因为我国企业雇工成本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将有可能直接拉动物价进入负增长运行周期。

　　三是国内投资虽增幅趋缓，但其结构性分布呈现为“有减有增”，减的是产能剩余行业和落后产业的投资，而且实际减幅很大；增的是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投资和高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实际增幅更为可观。

　　以上三种表现，都为眼下中国经济所特有，都与当下的结构调整攻坚，产业升级冲刺息息相关。从宏观上讲，这正是我们多年梦寐以求而未果、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的可喜局面。因物价涨幅过于温和尤其是因PPI出现小幅年度负增长所导致的部分企业绩效下降，并非长期现象，而是调整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伴生物。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步深化，局面当能梯次改善和扭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企业的日子会比较难过。正因为对CPI和PPI走势之真实成因早有预判，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未对通缩苗头作过度反应，而是强调今年经济工作坚持调结构不变，继续实施稳健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

　　判断今年上半年会否出现通缩，还有一个观察指标是就业，只要出现通缩，就业一定同步出现萎缩。去年经济增幅大体在7.5%左右，可就业增幅超过30%，这足以说明，经济结构和产业层级在双双改善中，今年这一态势会更趋明显，不大可能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