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携手应对经济金融风险与挑战

　　4月的美国华盛顿一片早春景象，水天一色的潮汐湖畔樱花盛开，迎来了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大会的万余名海内外嘉宾。在历时一周，逾700个会议上，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国际同行、商界精英、学术专家、议会代表和民间组织等共聚一堂，对全球最新经济金融形势、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政策组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应对。货币政策剩余空间有限，结构性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联手出击。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相互加强，从而形成多方位、立体化的全球政策应对网。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从资本投资和出口带动型增长，过渡到以需求为支柱、以服务业为重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上来。这个转型不仅将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共同进步。

　　●眼下没有什么比集体行动、合作应对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一体化这两大挑战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这次大会传递出来的信息显示，全球经济发展可谓喜忧参半。好消息是复苏仍在继续，经济在增长。不太好的消息是，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不均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许多国家外部金融条件收紧。同时，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复苏前景欠明，经济长期低增长的风险升高。

　　因而，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设计更有效的政策组合。为了克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重振发展势头，政策制定者需要直面挑战、协同努力、一致行动。这将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简言之，全球经济增长“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全球经济在缓慢复苏中艰难前行

　　据IMF最新预测，2016年，全球增长3.2%，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4.1%，发达经济体只有1.9%。本世纪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达到二分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三分之二强，一度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动力。然而，当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近来进入调整阶段时，发达经济体未能接过带动全球增长的“接力棒”。

　　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没有达到预期。美国今年预计增速2.4%，强势美元、内需疲软、投资下降三大因素导致经济表现平淡。然而美国就业情况却大有改善，今年2月份失业率降低到4.9%。相比之下，欧元区失业率仍高达两位数，低投资和薄弱的银行业给欧元区经济复苏带来沉重压力。日本2016年预计增长0.5%，增速和通货膨胀率都低于预期，私人消费不振。

　　复苏乏力的原因既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遗留影响仍未消除，高债务(包括公共、企业和居民债务)、高失业、低增长这“两高一低”现象突出。例如，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100%，其中七国集团平均公共债务(加、法、德、意、日、英、美)高达GDP的120%。此外，还包括了趋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口老龄化。

　　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

　　国际经济局面可谓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其中蕴含三大主要挑战：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转型、原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产能过剩和高债务负担。

　　全球贸易放缓和中国经济转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实际进口的增长出现大波动——2009年滑落到负10%，2010年恢复到正10%。在此之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显著放缓。尤其是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进口增长几乎为零，实际投资增长降到自2000年以来最低。

　　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动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国的贸易额在占全球GDP 80%的10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前10。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对最终消费品和实物资本的需求明显增强，其中包括相当数量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最终产品。据IMF估算，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每下滑1个百分点，20国集团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同时，中国也进口很多金属原材料，2014年占全球总需求量40%左右。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速放缓，不仅是中国关心的问题，也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焦点。

　　原油和其它商品价格持续低迷。近几个月国际原油价格略有上升，但整体仍处低位。全球需求的疲弱加上较充裕的供应，使原油价格有可能继续维持较低水平。从2011年到2015年底，国际金属原材料价格下跌近60%。2015年时，人们期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降低有助促进需求，支持经济复苏。一年过去了，这样的正效用并未实现。

　　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金融危机后当石油价格处于高位时，石油行业投资激增，从2007到2012五年内新增投资2.3万亿美元，埋下产能过剩的隐患。据分析，目前不仅石油生产能力大于实际产量，处于行业下游的石油精炼产业也存在供应过剩问题。而且产能过剩不仅存在于石油生产部门，其它大宗商品，比如铜、铁矿、煤等生产部门都存在类似问题。

　　产能过剩和低迷的商品价格压低了相关企业的利润空间，其资产负债情况不容乐观。一些商品出口国面临恶化的贸易条件，外汇储备减少、财政压力上升，在国际金融条件收紧的环境下，这些国家主权债务融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私人债务(包括公司和居民债务)普遍增长很快，从2006年占GDP的50%增加到2015年的120%。过剩的产能和沉重的债务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此外，全球经济还面临通货紧缩、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低迷和地缘政治等主要风险。

　　通货紧缩风险。如今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仍远远低于目标，比如欧元区，2015年通胀率为0%，今年预计为0.4%，远低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并未推高通货膨胀率。持续低迷的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以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提高了通货紧缩的风险。同时，乏力的全球增长也很难在短期内消耗掉这些过剩的产能，这个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低迷风险。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货紧缩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通货紧缩相当于提高了真实利率，加重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不利于企业和国家摆脱高负债，从而会影响生产与投资活动。通货紧缩使得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导致企业减产甚至停产。对于银行业来说，企业无力偿还贷款会引起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升高。

　　从表面上看，平均3%的全球增长不算低。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诸多国家还在努力摆脱危机影响、重启经济引擎、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有力的增长，和更高的潜在增长率。IMF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在2008年危机前就已经开始放缓。而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由技术变革和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复苏，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有所回升，但预计低于危机前水平。这意味着未来我们未必能回到过去的增长率。新兴市场在危机后，潜在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

　　各国应加快改革步伐

　　共同应对挑战和风险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应对。货币政策剩余空间有限，结构性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联手出击。具体措施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但每个国家应各尽其责、采取行动，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能相互加强，从而形成多方位、立体化的全球政策应对网。

　　首先，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应更具体化，贯彻要坚决。

　　结构性改革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机构效率的提高。比如，放开对产品和服务市场一些不必要或不合理的管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培训和促进就业匹配；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法治化；改善农业结构等。发达经济体可以侧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刺激投资、和营造更好的创新激励机制并提高生产率增长。新兴市场则需要加强教育，改善资源配置，消除行业壁垒等。

　　其次，财政政策的结构需更有利于增长。

　　对于公共债务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整顿仍需推进。但是，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财政收支结构都需朝着更有利经济增长的方向调整。

　　投资基础设施潜力巨大，必须要推行落实。它不仅有助提高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持续增长。一些于民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卫生、医疗、教育等，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关键是如何使有限的公共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用，并以此带动私人企业投资。另外还可以通过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来鼓励私人企业研发投资。IMF研究发现，私人企业研发投资上升40%，将会带动未来二十年发达经济体5%的GDP增长。

　　最后，货币政策应继续宽松，并配合财政和结构性政策的支持。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支持全球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几轮量化宽松，全球经济可能比现在更糟。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改善了金融状况，也提高了市场对欧元区信心，将进一步支撑复苏。然而如今欧元区银行仍然有约9千亿欧元不良贷款，尤以希腊和意大利问题最为突出。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和不畅通的金融传导体系，抑制了低利率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非常重要。相关措施包括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加强金融监督监管、建立有效破产清算框架等。这些措施并不局限于欧元区，很多国家都可以实施这些措施进一步增强金融部门健康状况。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政策应继续审时度势，并关注通货膨胀的发展和私营部门债务状况。

　　改革将为中国中长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从资本投资和出口带动型增长，过渡到以需求为支柱、以服务业为重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上来。这个转型不仅将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共同进步。

　　转型过程中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所难免。正如拉加德总裁在3月份中国之行时说到的，“转型道路上时有颠簸，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加快结构改革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放缓、金融条件收紧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经济6.9%的增长来之不易。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50%，首次占据“半壁江山”，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三分之二。中国新近出台的“十三五”规划详尽地列出了改革的政策和议程。中国改革的决心和毅力之坚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扬。IMF也将对中国2016和2017年的预测分别上调了0.2个百分点。近期中国经济主要指标的稳定也增强了参加IMF春会的代表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会给中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提出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改革经济结构和深化金融改革有着重要意义。经济发展不能只看速度，增长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实施将会为中长期内可持续地、中高速、绿色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剩余产能不仅是全球问题，中国也面临类似问题。尤其是煤矿、石油、钢铁等重工业，相比2013年，利润空间下跌逾40%。煤矿和钢铁工业近几年资本投入也不断下降。化解过剩产能势在必行，但需要配合支持性的宏观政策，以避免增长滑落过多过快。同时也需采取措施促进职工转岗、就业和创业等。

　　再看信贷和杠杆问题。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迅速扩大，从2008年的占GDP120%上升到2015年约GDP200%。适度信贷增长对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然而，如果信贷上升过快，之后往往伴随比较陡峭的回落，从而催生金融危机风险。据IMF估算，中国信贷与GDP的比例高于潜在信贷与GDP的比例25个百分点(潜在信贷是依据长期信贷趋势估计的规模)。在过去五年里，一些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负债上升。剩余产能较高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制造业、采矿、钢铁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和亏损企业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企业的问题会通过银行贷款给银行业带来直接压力。虽然中国有较充足的政策缓冲空间，但是目前中国处在转型期，增速减缓，产能结构调整，金融部门自身也在发展健全的过程中，因此对这个问题也需要加强关注。

　　去杠杆不仅可以降低银行信贷规模，同时也为降低过剩产能提供了融资渠道的约束。去杠杆不等于不提供信贷。相反，需要促进信贷流向那些有活力的、需要增加产能的部门。公司债务重组和强健银行资产负债表是同步的，核心是利用市场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清晰的监管体系，增强市场沟通、维护公众信心。

　　往前看，中国的服务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全球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三分之二，农业和制造业占三分之一。美国、法国和英国服务业占GDP比例较高，近80%，从这个比例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企业，酒店，金融，房地产，科技，通讯等，都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服务业通常需要较多劳动力投入，因此发展服务业，不仅有助于可持续增长，也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需要进一步提高，要看投资的质量，要靠科技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怎么办呢？中国需要更多地鼓励技术升级、知识共享、提高生产率。创新能力与高等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尽管中国在普及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大环境，也需假以时日。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2016年不仅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在全球重大经济金融事务的“开局之年”。

　　2015年底人民币获批入篮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个新的特别提款权篮子也将于今年10月开始全面走入国际金融领域。人民币成为第一个IMF认定的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可自由使用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成为SDR精英货币。

　　2016年初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到位，中国跃居为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IMF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框架、各国政策协调和国际金融治理等G20核心议题的先驱者。今年又值中国执掌G20主席，在中国的倡议下重启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将对增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发挥重要作用。IMF也将和成员国继续讨论基于SDR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议题。

　　正如IMF总裁拉加德女士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提到的，“眼下没有什么比集体行动、合作应对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一体化这两大挑战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工作重点在三方面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应对全球危机“救火队”的重要角色。IMF给危机中国家提供的信贷支持极大地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同时，IMF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建议也因地制宜地瞄准了危机中的关键性问题，帮助相关国家把经济重新推回正轨。

　　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IMF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IMF需要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分析能力，帮助各国确定政策空间、制定措施，推进能力建设。

　　伴随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波动性成为常态，溢出效应越来越大。以前的溢出效应多为单向传导，现在则出现“双向传导”特征。溢出效应不仅从发达国家传到其他国家，也会从新兴市场传到发达国家。IMF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大，连股市的溢出效应也呈现双向特征。因而，IMF将在深化国际资本流动、溢出效应和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分析。

　　第二，IMF将会重新评估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

　　全球金融安全网，是全球范围内可动用的，用来抵御对外支付危机、流动性危机等各种金融危机的多层次资源的总称。国家的外汇储备，双边或多边的官方安排，和市场工具这三大支柱组成了全球金融安全网。官方安排主要包括央行互换额度、区域融资安排、和IMF的资源。市场工具包括对冲工具，巨灾债券，或GDP挂钩证券等。全球金融安全网旨在实现三个主要目标：防范系统性危机及阻止危机蔓延；危机时提供信贷支持，协调政策调整；激励国家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量减少危机的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资源有显著增长。外汇储备持续积累，从2000年的2万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底的12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新兴市场国家持有。双边或多边的官方安排也从2000年的低于5千亿美元增长到超过3.5万亿美元。然而，当今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有缺陷。比如，安全网覆盖面参差不齐，像清迈倡议、欧洲稳定机制等区域融资安排只覆盖参与国家；各种官方安排也未经实践检验；使用成本比较昂贵，包括经济成本(外汇储备和市场工具)和政治成本(区域融资安排)。最后，这个安全网也未能为国家实施稳健的经济金融政策提供一个适当的激励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社会加强了多边合作，比如，成立了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加强了央行互换额度等。但在当今进展迅速的金融一体化面前，溢出效应的传递速度加快、范围更大，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也面临新的数字化挑战(如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全球金融安全网也相应需要增强和改善，与时俱进。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将有助于减少外汇储备积累和降低主权风险溢价，有助于重新分配资金，提高全球投资和生产力。

　　最后，IMF也在不断提高职能灵活性，应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比如移民对增长的影响、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以及收入不平等现象和气候变化等。这些都是紧迫的问题，也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林建海系IMF秘书长，刘菲系IMF秘书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