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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40年缩影:两代打工妹的深圳记忆

2018年11月06日 09:49 来源:工人日报 参与互动 

江惠群手里拿的照片,是她和当年打工妹的合影。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牵动着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他们的付出和坚韧,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曲时代壮歌。

  他们,就是千千万万个流动外出的务工者。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让我们铭记这些共和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劳动者。

  江惠群和张媚媚,是千千万万个打工妹的缩影。本文讲述她们的朴素人生,以此致敬那一段艰辛而灿烂的岁月,致敬那个伟大的时代。

  ——题记

江惠群保存的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

  江惠群,生于1946年6月,老家广东宝安县石岩公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25名打工妹中的一个。

  张媚媚,生于1972年10月,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中国千千万万70后打工妹中的一个。

张媚媚的家书。

  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深圳这座城市有了奇妙的交集——江惠群打工的旧址“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如今是全国首家劳务工博物馆的所在地;而张媚媚的77封家书和她用过的《新华字典》,则陈列在劳务工博物馆中,每天和观众见面。

  江惠群和张媚媚两代打工妹,参与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建设,见证了南方小渔村的传奇和崛起。而她们也被这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雕刻进时光的记忆。

劳务工博物馆内陈列的笔记本,留存着务工者当年的“心灵鸡汤”和火车票。

  1978年,江惠群进入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班,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

  江惠群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打工妹。今年72岁的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穿暖。这个心愿,一直到现在她都念念不忘。

  当年的女职工宿舍,如今已是劳务工博物馆的一部分,门上贴着当时走红的女明星海报。

  在那个年代,江惠群家里的成分被划成了中农。江惠群的奶奶和妈妈常常被批斗,那时她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站在旁边,心里害怕,但不敢哭。

  1968年,江惠群嫁人了。从娘家到婆家,贫穷并没有多大改观。尤其是有了3个孩子,加上公公中风瘫痪后,江惠群一家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她自己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每年都不够用。丈夫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有20多元收入。每次拿到钱,先去买盐、酱油、毛巾等日用品,还要给公公买药,最后一家人就成了“月光族”。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78年。彼时,深圳下辖的宝安县成立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当时的宝安流传着一首歌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不用再种田,要去上班了!上班的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这样新鲜的经历、这样的好事,让当地村民无不跃跃欲试。

  但要进厂工作并不容易,当时招25名女工,报名的就有七八十人。江惠群的丈夫在供销社搞业务,牵线搭桥让香港老板在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投资建厂。因为“招商引资”有功,江惠群得以进厂上班。

  为能进厂上班高兴坏了的江惠群并不知道,她上班的企业最终能落户上屋大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搞怕了,港商和宝安当地各部门整整谈了半年时间,直到1978年12月18日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那时的江惠群更不会想到,1978年12月18日,将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分水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批的打工妹从全国各地蜂拥进入深圳。

  深圳这片热土,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出现在世界面前。

  其实,深圳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江惠群和姐妹们上班的热线圈厂,日常就是生产电吹风里面的电热线圈。她们坐在低矮的竹椅上,采用脚踏、手摇等手工进行操作,而设备都是香港那边淘汰下来的旧机器。

  彼时,深圳对岸香港的生活,是江惠群无法想象的。她有个姑妈在香港,每次姑妈从香港回来,对江惠群和家人来说都是大日子。姑妈背回来的蛇皮袋里,有吃的饭胶、有穿的衣服、有用的毛巾,还有许许多多深圳这边没有的东西。

  江惠群记得,最受欢迎的东西是饭胶,也就是蒸好的白米饭在香港那边晒干了带过来,用热水泡开了吃。对吃红薯吃到想吐的江惠群来说,饭胶就是无上的美味。

  香港老板来到深圳办厂,江惠群和姐妹们“洗脚上田”,是新生活的开端。

  张媚媚像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姑娘们一样辍学了。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她自己也将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全国的打工妹纷纷涌向深圳的时候,张媚媚正在广西贵港市南兴村做着自己的少女梦。

  上世纪80年代,张媚媚在当地上完了小学和初中。那时的她,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小学担任班长,初中担任团支书;家里兄妹5人,她排行老二,家庭条件在村里虽算不上多好,但填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彼时的张媚媚,在日记本里写下的全是励志的“心灵鸡汤”。

  初中毕业后,张媚媚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这给全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到普通高中继续读下去,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大,最关键的是,张媚媚要继续上学,她的三个妹妹里就肯定有人上不成学了。

  几乎没怎么犹豫,张媚媚像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姑娘们一样,辍学了。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等几年嫁人,或者是外出打工供三个妹妹上学。

  彼时的热土深圳,很快成了张媚媚的不二之选。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她自己也将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1991年初,张媚媚进入深圳市石岩镇上屋彩华花厂打工。让她失望的是,石岩镇跟她老家的县城差不多,一条不宽的街道,总是尘土飞扬,也看不到几幢高楼大厦。

  容不得仔细打量深圳这个地方,她很快就要为了生活打拼了。

  彩华花厂是一家做假花的工厂,机器将假花冲压成型时,操作工要眼疾手快,稍微慢一点儿就可能烫到手。

  随着张媚媚这样的打工妹大量涌入,1989年3月,深圳各区、镇成立了劳动管理站和外来办,专门为外来工服务。随后的1990年4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暂行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保障。

  在上屋彩华花厂工作几个月后,张媚媚跳槽到石岩镇友联明辉塑胶厂。像那时所有的打工妹一样,跳槽不过是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薪水可能会略有不同,但生活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进入友联明辉塑胶厂后,张媚媚和她的女工工友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宿舍由一间大教室改建而成,20个女工住在里面,张媚媚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颇有阿Q精神的张媚媚,表面上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骨子里还是有些苦闷,她想念父母、想念家人、想念老家的同学和老师。于是,给家里攒钱、给老家的人写信,就成了她的两大爱好。

  江惠群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

  当张媚媚在石岩镇落下脚的时候,江惠群早就离开了石岩镇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同样在为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奔波。

  因为丈夫工作调动的原因,江惠群先后进入深圳市迎宾馆和京鹏宾馆打工。

  在深圳市迎宾馆工作时,江惠群干的是保洁,这份工作远没有在上屋大队热线圈厂上班时让江惠群开心。对农村出生的江惠群来说,保洁的活儿不重,但是累心。

  深圳台风天多,台风一来,树叶、树枝刮得满地都是,江惠群扫了前面顾不上后面。有一次宾馆要迎接重要的客人,恰好赶上台风天,江惠群被值班经理“逮”了个正着:“你是怎么干的?地上有那么多落花和树叶,你是躲在一边偷懒吗?”

  干活从来不惜力的江惠群委屈得哭了,怕客人看见了影响不好,藏起来流一会儿眼泪后,江惠群就又出来扫地了。

  有过打工受委屈的经历,江惠群在京鹏宾馆当领班时,特别能理解外来打工妹的处境,自己能多承担一些的,就尽量多承担一些。

  宾馆要拿去清洗的脏床单,年轻的姐妹顶多能抱20多张,但江惠群一口气能抱起50张——这么多的床单摞在一起,高过了她的头顶,她却能一口气上下好几层楼。

  当时的京鹏宾馆从广东惠州博罗县招了一批女孩当服务员。不少女孩年纪小,从没出过远门,初来乍到会想家想得直哭。江惠群就当上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劝她们:“每个人都要出来工作,你们这样有活干,有地方住,已经很好了。”

  江惠群在给这群女孩排班时,也会尽量照顾那些家在外地的女孩,让她们能有时间回去探亲。

  江惠群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

  “给劳动者以尊严”——深圳一直在努力给务工人员一种归属感。1996年9月,深圳宝安区举办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和“十佳外来青工”评选活动,此后每年举行一次。2001年起,深圳举办“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和“外地来深建设者之家”评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知道外出打工有多不容易,江惠群至今都保持着对打工者深切的同理心。

  前不久,江惠群在自家小区碰到一个刚到深圳来找工作的外地小伙,年轻人将背包垫在头下,在路边的石凳上睡着了。江惠群叫醒年轻人,告诉他附近有个图书馆,里面有空调,可以暂时到里面歇歇脚;小区外有个小吃店在招工,他可以先去试试。

  “这些孩子离乡背井,不容易。”江惠群说,深圳应该善待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城市建设上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

  上世纪90年代77封珍贵的信,如今陈列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里,既是张媚媚宝贵的记忆,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1993年,因为要带孙子,江惠群结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在此之前,她专门去香港旅游了一次。

  能去这个小时候就听说过的地方,江惠群觉得“美梦成真”了。

  香港真好啊!楼房那么高——虽然深圳也在盖高楼了,但没有香港的高,也没有香港的多!香港的衣服也时髦漂亮——姑妈早些年也偷偷带过来一些,但没有去香港看到的那些衣服好看!

  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回到深圳,江惠群开始了她的退休生涯。

  而彼时的张媚媚,打工生涯才刚刚开始。从与父亲、哥哥、同学、老师的一封封通信中,她才知道,在深圳打拼的自己,居然成了老家人心中的“榜样”。

  父亲给她写信,说起家中生活的艰难和对她的挂念:

  “媚媚:你好。来信及汇回的2000元人民币均已收到,请勿念!市场物价,猪肉比上次给你写信时又贵了,每斤7.00元,鸡每斤8.00元~8.50元……秋末冬临,天气变化大,望保重身体,注意穿着及饮食卫生。”

  她的老师给她写信,对她不遗余力地夸奖:

  “知道你很出色,能在深圳大展宏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为师的真觉得荣幸。像你这样的学生,算来不是很多,相信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机会,不断地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

  她的同学给她写信,述说生活中的烦恼:

  “在深圳容易找到工作做吗?我现在承包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很难做……我有个三姐,在印刷厂工作,目前没有事做,我想请你帮个忙,看看哪家工厂还要人,如果有的话,我们两个人过去……”

  她的朋友给她写信,抱怨社会变化带来的困扰:

  “媚媚,你是个幸运儿,而我却是生不逢时的苦命人,早几年我就想上广东了,可是身不由己。现在孩子都大了,我也30岁了,是不是很难找到工作了呢?目前只有下海才是唯一的出路……”

  上世纪90年代77封珍贵的书信,如今陈列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里,既是张媚媚宝贵的记忆,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在那段历史中,深圳是打工者的朝圣之地。无数来到这里或试图来到这里的人,都认为这片土地藏着他们的未来和梦想。

  那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支强大的队伍将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底,这支农民工队伍已经壮大到2.87亿人。

  让张媚媚没想到的是,做义工给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荣誉——2005年,她荣获“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光荣称号,由此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她还在深圳买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华丽的“逆袭”。

  至今提起来,张媚媚还是很感喟:当年在住着几十人的宿舍里写信时,怎么就成了老家人眼中艳羡的对象呢?

  “其实就是省,我们那个年代的打工妹,能给家里寄钱,都是省出来的。不像现在出来工作的女孩子,发了工资就先给自己花。那时候我们除了给自己买一两件衣服,都不怎么花钱的,所有省下来的钱都寄给家里了。”

  在外面虽然过得苦,但张媚媚还是喜欢那段日子。

  站稳脚跟后,帮衬家里、帮助家乡的小姐妹在深圳找工作,张媚媚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乐于助人的劲头又回来了。而且,在深圳,张媚媚很快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当义工。

  2000年,南方一场大雨让广东很多地方遭受严重水灾,深圳市也掀起了募捐救灾的热潮。张媚媚上街买东西时看到有人在搞募捐活动,了解到这些募捐人员也是和她一样的外来打工者,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义工”。

  上完夜班,张媚媚也不睡觉,就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去做义工。他们配合政府部门做宣传、卫生宣导、文明劝导,去养老院献爱心……

  让张媚媚没想到的是,做义工给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荣誉——2005年,她荣获“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光荣称号。

  张媚媚组织了一支由100多名同事、朋友组成的义工服务队,积极参加石岩街道开展的各种义工活动。

  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获得“先进劳务工”这个称号后,张媚媚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2007年,她将户口从广西贵港迁到了深圳。

  随后,张媚媚用多年的积蓄按揭贷款在深圳买了房。

  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孩,用自己的努力落户深圳,还在深圳买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华丽的“逆袭”。

  消息传回老家,张媚媚更是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传奇和榜样。

  在一步步融入城市的同时,农民工群体开始站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出现了农民工代表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上海的朱雪芹和广东的胡晓燕。

  2008年,劳务工博物馆开馆时,专门邀请当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的原址做客,但最终只到了19位。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如今成了“文物”。张媚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也会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

  虽然拿到了户口,成了“新深圳人”,但张媚媚在深圳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张媚媚和很多打工妹一样,见证了深圳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过程。

  2013年,张媚媚所在的企业裁员,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只有一人能留下来。“她家上有老下有小的,比我要困难得多,所以我主动辞职了。”

  之后,她到龙华区找到了新工作。有空的时候,她会回到宝安以前上班的地方看一看。路过自己当年找了好久才捐出去字典和信件的那座劳务工博物馆,她也会进去看一看。

  “恍如隔世”——坐在博物馆里以前打工妹们住的床上,抚摩着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张媚媚会想起自己坐在宿舍里写信的日子。“变化真的太大了。现在还有谁写信呢?出门打工的女孩子,一人抱着一个手机。她们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

  回不去的不光是张媚媚这样的外来妹,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惠群,也“回不去”了。

  2008年,劳务工博物馆开馆时,专门邀请当年的25位打工妹回到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的原址做客,但经过半年时间的联系和筹备,最终只到了19位,剩下的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国外。

  而石岩公社,一天一个样儿。江惠群很久没回去了,偶尔回去,也辨不出原来的样子。

  江惠群感叹着深圳这40年的变化,对自己先苦后甜的人生,感到无比满足。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正如2008年8月,《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取代施行了24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暂住证随之被居住证取代。而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如今成了“文物”。

  张媚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也会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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