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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

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

2019年12月24日 09:46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王石:我的改变刚刚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发于2019.12.23总第929期《中国新闻周刊》

  第一次攀登珠峰,距离珠峰顶还有600多米的时候,王石的氧气提前用完了。

  对讲机里,队长发出“立即下撤”的指令,王石没有听从。被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裹挟着,王石艰难地登上珠峰顶,并停留了几分钟。

  危险在随后的下撤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来临。

  在风雪交加的峰顶,王石缓缓移动,突然感到一股暖意从后脑勺涌来,并逐渐蔓延到前额、脸颊、胸口……他渐渐失去力气,有强烈的困意袭来。

  “有一种只要你蹲下来,闭上眼睛,即刻就会进入天堂的美好感觉。”王石回忆,但当时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告诫自己,“你不能蹲下去睡觉,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

  过去的68年人生中,王石还有许多个重要的“一念之间”。既有关乎他个人命运,也有关乎企业存亡。王石的幸运在于,他总是会选择那个更艰难但似乎又正确的选项。

  今年10月,王石发布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书中,王石分享了2008年之后,他在身体、个性、智识、社会角色和生死观等方面的经历与体悟。

  “我开始思考自己、思考未来,思考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乃至个人与社会、民族、世界的关系。”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出版新书的初衷。

  在王石看来,2008年之后的自我更新,是一场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

  “钱”与放“权”

  2017年6月,王石正式卸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一职。

  王石和万科一起走过了33年时间。在个人与企业的命运交织中,他们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互为底色。

  在离开万科的两年里,王石的身份变得丰富起来。他同时担任40多个社会职务。除了社会职务,王石自己还主导着一家名叫深潜的体育教育公司,正准备商业化,打造一个学院的建制。此外,王石还在继续学业,在世界多所高校作访问学者。

  如今,王石拥有的身份,远不止是一位“商人”。

  在少年时的人生理想清单上,王石曾列出了外科医生、侦探、水手、探险家等——唯独没有“商人”这个选项。

  在王石的成长经历中,相对于“商”而言,他对“官”更熟悉。

  小时候,王石最初在北京上小学,父母是机关大楼里的中层干部,家住在普通的筒子楼里。八岁时,全家又搬去了郑州,住在干部大院里。无论邻居还是同学,都与“官”相关。

  少年时,王石读《威尼斯商人》《欧也妮·葛朗台》等书,看到商人都是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人设,导致他对资本家、暴发户的形象非常反感。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因此,王石一直没有把商人作为理想的职业身份。

  1983年,32岁的王石不甘于体制内的平淡生活,辞去公职,去了深圳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从鸡饲料生意做起。

  “当时去深圳创业,内心里其实是当作临时性的跳板,计划两三年之后就出国留学的。”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并不想做一辈子商人。”

  然而,王石的商人生涯远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

  经历了赚钱、赔钱、再赚钱后,1984年,王石拿着挣到手的第一桶金300万元,开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之后还搞起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

  1988年,在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改造的浪潮下,王石带领公司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万科”,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出人意料的是,在资产明确当天,时年37岁的王石主动放弃自己个人拥有的股权,选择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王石对此一直很自信。“之所以放弃资产,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现,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

  “就算让我做100次选择,我100次都会选放弃。”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也正是我选择了放弃,人生才有后面那么多精彩的经历。”

  在当时股权改制的浪潮下,创始人放弃股份的万科成为市场上的“异类”——一个奉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并由大型国企控股。

  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我给自己赚能力、赚荣誉,给国家赚钱。”

  另一方面,王石对资本家、暴发户形象的厌恶仍然深植于内心。

  “我不希望自己有暴发户这样的形象。”王石坦言,“在19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对钱采取什么态度?相比于盲目拥有,我选择了远离。”

  三十多年过去,王石不是没有想过持有那些股权的结果。

  与财富一起放弃的,还有掌控大权。在1988年所做出的这个选择,注定了王石最终离开的结局。在其后的29年里,他与万科,有一场漫长的告别。

  1999年,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担任董事长。他将这个决定的思考,归于去“人治”,强“制度”。

  对于万科,王石始终希望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这其中,最关键的“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问题,而落实到王石这个创始人身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

  “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一定要强调制度建设,弱化人治的约束。”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企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不能以一个强人为左右。一旦这个强人离开了怎么办?”

  在万科的管理文化中,“不行贿”是王石始终主张并坚持的一条底线。而在外界的猜测中,这条底线得以捍卫的原因,是王石有一个身居广东省委高官的前岳父。

  “外界有这样的看法不奇怪,但这与事实不符。”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我是靠的特权,为什么只能拿到郊区的地,价格又比别人贵很多?”

  王石自称,前岳父熟悉深圳特区的背景,对自己的创业有正面影响。但他同时强调,前岳父为官廉洁,对子女严格,“相比农村和普通家庭出身的创业者,我显然有非常大的优势。但什么都是双刃剑,在占据优势的同时,我也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在50岁来临之前,王石交出了自己的管理大权。他选择相信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和团队,并将自己的精力投入经营企业之外的更多领域。

  2017年6月,66岁的王石正式宣布从万科退休。这种渐进式的退出,让万科能够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平稳的发展。

  离开万科两年,王石并不避谈对郁亮团队的评价。“这两年郁亮及团队的表现,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我的成功就是万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我也希望,聚光灯多给郁亮,多给万科团队的其他高管。”

  “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从辞任总经理,到正式退休之前的十几年,是王石与万科共同面对危机最多的一段时光。

  2007年底,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万科决定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量缩减38%,并决定调低广州一处在售楼盘的价格。

  不久后的12月13日,王石参加清华大学的一场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王石回答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拐点论”就此将万科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

  最初的猛烈回应来自被动了奶酪的地产圈,不少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在之后的半年里,不少城市开发商抱团,“孤立”万科。一些曾与王石相熟的圈内朋友,也在公开场合指责王石。

  另一层压力,则来自各地方政府与业主。因为楼盘降价,许多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进售楼处抗议。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拐点论’一出,我就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这件事对我和万科的冲击很大,我因此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契约精神。”

  王石的这个观点,一直到他去哈佛大学上了普鸣教授的课之后,才有所改变。

  “中国古代的地契买卖,也是契约精神。”王石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一是保人制,二是同情弱者原则。

  若将这一思考融入经营,王石提出的可能性是,不再公开降价,而是利用各种节日、用优惠策略进行促销。“这样既不违背现代契约精神,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王石和万科而言,2008年是多事之年。“拐点论”尚且余波未平,紧接着又袭来“捐款门”事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当晚,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元。

  两天后,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王石留言:“才200万,太失望了!万科在我心中的形象大减!”15日凌晨,王石发布一篇博客大致表达了三个观点:认为万科捐款200万元是合适的;认为赈灾慈善活动应作为企业常态,应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提示每次募捐时,内部普通员工的捐款以十元为限。

  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博客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强烈的批评、质疑和谩骂漫天涌来,酿成了万科史上最大的一次舆论危机。

  2008年5月21日,仍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王石参加了一档电视访谈节目。在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

  王石当时一愣,但感到了对方的善意。随即,他避开帖子本身的内容,说了两句话:第一,因为我的几句话,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帖子上,影响了抗震救灾精力的投入;第二,这个帖子给投资者和消费者造成困惑,给管理层和员工造成压力,这些都是负面的影响。为此,我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跟拍王石纪录片的摄影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他给出的回答是“根本不考虑道歉”。

  在访谈节目中“无条件道歉”之后,王石也在当年6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当众道歉。

  对于王石和万科,被“拐点论”和“捐款门”裹挟的2008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

  “2008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很多人生重大转变也从那一年开始。”王石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年初的“拐点论”和之后的“捐款门”,第一次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这样的处境,第一次让我感到很孤立,万科很孤立”。

  至暗时刻,王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这时,王石开始反思一直坚持的“己所欲才施于人”的处事态度。“以自己以为正确的姿态,唯我独尊地、强势地对待别人,怎能不引起反感和怨言?”深省之后,王石开始尝试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作为新的生命姿态。

  “万宝之争有内幕,但没黑幕”

  2008年之后,王石开始将精力转向别处。几次出国访学,与繁重的课业打交道。但不在一线的王石依旧是万科的灵魂人物,万科也在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平稳前行。

  平静湖面下,暗流汹涌。一场关乎万科命运的鏖战,在2015年悄然来临。

  2015年7月,宝能系首次举牌万科。年底,王石在万科内部会议上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由此,“万宝之争”(亦称“宝万之争”)拉开帷幕。

  半年后,宝能提请罢免王石等董事、监事。两年内,华润、安邦、恒大、深铁等大型国企民企先后深度介入。直到2017年6月,深铁成为万科A第一大股东,万宝之争尘埃落定。

  旋即,王石宣布退位,郁亮正式接棒。

  这是一场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至始至终,万科都旗帜鲜明地坚持选择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强烈抵制民营背景的宝能系。

  王石并不避谈坚持国资控股的选择。他坦言,并不是不欢迎民营企业入股,而是要坚持国资一定要占主导地位。王石将这一坚持,视作企业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

  “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我要做出有传承、有影响力的企业,要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分量,就要尽最大可能把整个资源动员起来,这是我坚持的一个选择”。

  谈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王石提到一本书——作家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开始,王石被其察言观色的能力、处理人情世故的手腕深深折服,后来发现,胡雪岩的作为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军商勾结,看不到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我不能走胡雪岩的路。”王石对这一点想得很清楚。

  王石透露,在万宝之争的关键时刻,曾考虑过三条路。一是管理层出资买下股权实现私有化,二是转为外资,三是换一家国资企业控股。

  最初,管理层一致倾向于第一方案。开会时,王石问:“你们想买下万科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它,还是为了发展它?”众人皆答:“为了发展。”

  王石又问:“如果现在我们砸锅卖铁地买下来了,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万科继续扩张,你们还跟不跟?有没有钱跟?”此言一出,现场沉默了。

  “显然,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走到最后,向外引进资金的需求依然一直存在。”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综合考虑下,我依然选择了国资。”

  王石对第一大股东性质的坚持贯穿了万科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万科与另外几家大股东的关系,在拉锯时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长达17年的股权合作中,华润一直是万科坚定的支持者。至今,万科管理层仍感念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华润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但在整个万宝之争中,华润的态度却经历了几次反复,引发各种猜测。此外,外界对安邦、恒大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多种解读。

  对此,王石的态度始终是闭口不谈。

  “这是我的处事哲学。”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尊重的角度来讲,当事人都在,谈论不合适。即使当事人不在了,我也不会谈,我宁愿带进棺材里。”

  “万宝之争有内幕,但没黑幕。”王石强调,“大家的共识在于,万科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有值得传承下去的企业文化”。

  2017年6月,在深铁进入万科董事会的当天,王石正式告别了万科权力中心。这一年,王石66岁,比他原计划的70岁退休提前了四年。

  “万宝之争,是对万科团队、万科文化的挑战,是整个万科团队共同应对的。”回忆当年,王石坦言:“很多人以为‘万宝之争’是我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对我自己来说,到深圳之后,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 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

  告别个人英雄主义

  王石曾把人的一生比喻为一颗出膛的子弹:轨迹是一条抛物线,无论初始速度有多快,有多大摆脱地球引力的能量,最终都会落回大地。

  “我的人生已经到达抛物线的最高点,现在已经是下行了。”王石毫不避讳为应对年龄增长而进行的改变:55岁那年,他戒了酒,63岁那年,他又开始戒糖。“现在的我,选择了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的生活。”

  正式告别万科之后,王石开始更多把精力投入企业经营之外的领域。去世界名校访学、户外探险、参与社会公益……他拥有的身份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从2010年起,王石先后赴哈佛、剑桥、牛津、希伯来等大学进行访学,并经常去清华、北大、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作演讲及参加活动。

  王石自称,回顾自己一生的重要选择,一条清晰的现代化线索贯穿其中。这样的选择之下,一方面,他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不断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

  “因此,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成为了我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9月,王石来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报到。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这所有“中东哈佛”之称的大学,在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方面的实力非常强,遂决定在这里潜心学习,并取消了原计划的下一站——伊斯坦布尔大学。

  按照王石现在的计划,他明年会继续在以色列学习,后年准备换国家,考虑印度、日本或土耳其中的一个。“现在还没想好去哪个,可能会‘抓阄’决定。”

  “我曾把三年的学习计划延长到了十年,但没想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王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确定的是,前面的路还很长。”

  经历过首登珠峰时的鲜花和掌声,也经历了“捐款门”的千夫所指,又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经历思想的重塑。王石自称,在这些经历中,他完成了一个告别个人英雄主义的过程。

  如今的王石,仍然是一个创业者。

  出于对赛艇运动的热爱,王石成立深潜运动健康(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潜”),从事赛艇、帆船等体育项目,如今估值已超5亿元。此外,王石还在深圳成立了一家风投公司,着力投资乙肝治疗药品。

  “这是我创业第三个人生的阶段。”王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新创业的这两年,感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找回了创业初期时的激情。“我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人生就是充满酸甜苦辣,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还没经历的老年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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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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