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日前透露，中央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年内出台。同时，他还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5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

　　本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却给收入分配改革泼了“冷水”。他说，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让他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舆论一片哗然。一些专家学者建议：涨工资必须区别对待，提高社会福利的步伐也要跟上。

　　垄断企业的职工应该限薪

　　“增加百姓收入是当务之急，但千万不要简单理解‘工资翻番’就是普降喜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提醒，“涨工资时，政府必须要考虑到是否垄断行业、地区经济水平和工作劳动强度等因素。”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有专家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垄断行业的职工数为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10%，而他们的收入则占据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0%以上。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表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彭希哲认为，像这些企业就不是涨工资的问题，而是要限薪的问题。

　　提高社会福利要同步跟上

　　今年初，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5座城市流动人口收入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流动人口的年平均收入为2.4万元左右。

　　“2009年，上海城市劳动力年平均收入不到4万元。”彭希哲说，“考虑到教育背景等因素，这表明上海城市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是，如果算上医保等社会福利的话，两者的差距就扩大了。”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半拉子’状态。”他说，城市化有两个指标，一是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二是城市人口的市民化。目前我们只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变成市民。农民工只是对社会贡献他的劳动而没有充分享受成果。

　　有专家表示，即便是社会福利明显优于农民工的城市居民，相对于他们所支付的税收而言，享受的社会福利也是低水平的。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

　　收入分配改革需多管齐下

　　目前，专家们热议的几个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重点方案是：国家在公用事业费上让利，提高个调税起征点，如何防止企业转嫁成本。

　　金融学者汪康懋建议，国家应该降低城市公用事业费标准，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建议，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提高个调税起征点，给大量中等收入的城市白领减负。

　　对于面临加薪带来成本压力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专家建议，政府需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给予减税等优惠政策。否则，传统的出口加工制造业等一大批企业将会面临生存难题。这也将导致大量资金不愿进入投资实业领域，变相加大了炒作房产、股票等金融投机的风险。

　　另有部分专家则认为，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生产成本因工人涨薪而提高，可能会引发此类企业退出市场，而这恰好是一次利用市场竞争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升级产业结构的良机。当然，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做好引导相关企业工人再培训、再就业的准备工作。

　　彭希哲说：“收入分配改革作为一项涉及面很广的公共政策，肯定不可能由某个部委来单独执行，需要的是整合。这需要中央来统筹安排，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必须由各部委联手制定预案来应对。”本报记者 罗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