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国一代经济名师蒋学模去世了。他的名字对于有些人或许是陌生的，但数代人，应该都会记得那两本书：《基度山伯爵》、《政治经济学》教材。

　　蒋学模，正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的初译者，而身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又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作者。蒋学模生前最看重的作品就是这两本书，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这两本书可以代表他的一生。

　　7月18日，蒋学模的生命于上海华东医院戛然而止。出生于1918年的他今年正好90岁，他的身影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略显模糊，但因为这两本书，以及其他更多的著作，他的名字，注定一再浮现，一版再版。

　　不断进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他是经济学术领域永远的‘基度山伯爵’。”这是复旦学子对蒋先生的一句评价。蒋学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改革开放30年来，数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很多学者攀着它迈入了经济学的门槛。至今再版12次，迄今已累计印刷近2000万册。

　　如果翻阅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人们可以发现，这本教材的内容和观点，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必然同时受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进入新世纪，股份制改革、科学发展观又纳入了他的视野。随着改革的深入，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每两年更新改版，至今已是第14版了。为这个，他不顾高龄，坚持忙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有记者采访蒋学模，看到86岁的他还在伏案修改《政治经济学》，他解释说每天坚持工作4个小时左右：“最近要出第13版了，我正忙着修订它。”

　　在蒋先生家中的书桌旁，一只方方的红木柜子颇为引人注目，那是他做学问时的“秘密武器”。上下几层的抽屉，满是排列齐整的卡片，卡片上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并按规律进行了编排，有几千张之多。这些卡片都是蒋先生几十年细致研究工作的见证。蒋先生认为：“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我们的理论也必须跟随实际变化时时予以更新，才能确保与时俱进。”这本教科书一再重版，原因就在于，随着时代变迁，此书依然在不断修改、不断增添新内容的过程中。

　　让“洛阳纸贵”的《基度山伯爵》

　　从《基度山伯爵》到《政治经济学》，30年里，有这样两部似乎趣味迥异的大书在中国热销，蒋学模的人生可谓丰富而精彩。

　　1978年，蒋学模已经结束了在复旦校园里扫马路的“日课”，接受夏征农之邀，开始着手恢复复旦学报。在那些荒诞的日子里，他牢记着大仲马《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也正是基度山伯爵不怕挫折的精神，鼓励着他跨过一个个难关，登顶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峰。

　　蒋学模对基度山伯爵这个虚构人物可谓太熟悉了。1936年，他还是东吴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就看过好莱坞出品的《基度山恩仇记》。1939年他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基度山伯爵》，废寝忘食地通读一遍，产生了将其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尽管这是一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抗战胜利后，蒋学模打算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但却难以成行。他曾经回忆说：“海路，阔佬们用金条买通关节，空路由军统控制，陆路要先乘汽车翻越秦岭到宝鸡，然后坐陇海线，海陆空三路都无法成行，只好留在重庆。”闲来无事，他就在嘉陵江畔开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据Everyman＇s Library版的英译本，平均每天译两千多字，一年中译得七十五万字。此后他乘坐复旦校方包租的一架飞机回到上海，又花了半年时间译出全书。

　　1947年，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了他的译著，当时的书名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也就是在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此书，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新书上架时洛阳纸贵，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图书馆里，这套书的周转率也高得惊人，甚至需要打通管理员的“关节”才能顺利借到。

　　“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在学术研究上，蒋学模提倡“不能守旧，不怕守旧”的学风。他认为，对于已经被历史和社会实践一再证明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一定要坚持，决不能动摇。但他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还要“不能守旧”。要本着科学态度，不断地研究新问题，熟悉新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忆起一个细节：“一次，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复旦看望蒋老，相谈甚欢，一时兴起宣称‘我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蒋老当即接口‘那我就是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席笑谈，尽含治学奥妙。

　　蒋学模先生著书作文，从不人云亦云。他严谨而又开放的学术态度，让他的弟子获益颇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称，他写的论文，蒋学模教授连标点符号都会亲自改。在张晖明眼里，老师也在尝试着不断更新、改造，他在著作中很宽容地使用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概念、范式，“他能很好地处理中西方学术之间的关系。”

　　每当经济学界有什么新的经济理论出现，他总是想方设法找来原著看，甚至会托弟子给他觅得学术界最新的著作来看，直到他住进医院仍然如此。

　　一生信奉一个“诚”字

　　治学与待人，蒋学模一生信奉一个“诚”字。蒋学模先生经常让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编写教材、专著，鼓励后学。但他绝不占用青年同志的成果，如果是合写的文章、课题等，只要青年同志的贡献较大，发表时，他便坚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为此，他写信给有关同志说：“现在合写的文章，署名往往不按贡献大小，而按名望大小或职称高低，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我们带头破一破这种风气，似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年复旦经济学院里，蒋学模讲课是一绝，被形容为“完完整整记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不少青年教师专门讨教其中秘诀，先生毫不藏私，把自己如何阅读、如何琢磨文字的经验贡献出来，帮助青年教师共同提高。

　　如何做学问？蒋学模的秘诀是：“治学的眼界要开阔，研究的领域必须精深。”蒋学模教授把他的这个秘诀传授给学生。经济学系的教师们几乎都知道，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提出了被称之为“三一纲领”的治学原则，即精读一部经典著作，深入研究一个领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2008年5月，蒋先生因患肠癌住进华东医院，尽管病情严重，但躺在病床上的他在得知四川地震灾情后，立即委托保姆从自己的养老金中取出1000元捐到经济学院；后来，他再次委托保姆交了500元特殊党费。这是蒋学模为社会留下的最后一份贡献。

　　·生平简介 ·

　　蒋学模1918年3月出生于宁波慈溪观城镇的一个小村，6岁时离开宁波随父亲到上海求学。1936年到1937年，在苏州东吴大学经济系求学。抗日战争开始后，辗转入川，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从大学毕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曾在香港《财政评论》杂志社、复旦大学文摘社等处担任编辑和负责编译工作。上海解放后，一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撰写、主编及编译的各类著作有40多部，论文200多篇，总共近千万字。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蒋学模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部、论文200余篇，累计近2000万字。（记者 陈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