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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的地下钱庄业务折射出中国民间金融市场的畸形现状

　　“此前央行、银监会都到温州来调研放贷合法化的问题，我曾经向调研人员提出过不少建议。”长期研究民间金融问题的周德文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温州市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最近政府的一系列信号表明，《放贷人条例》出台的脚步越来越快了。”央行官员的最新表态说明，《放贷人条例》已经走到了国务院审批层面，“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预测，该条例很可能在明年1月份推出。”周德文说。

　　按照即将出台的《放贷人条例》，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贷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前提下，今后个人有望合法注册从事放贷业务。这一信号，意味着民间借贷将阳光化，而这又被海外媒体纷纷解读为“中国地下钱庄有望合法化”。

　　“野百合”也盼望春天

　　地下钱庄在中国存在大约有20年的历史了。而在2005年底，中国首批民间融资公司就在山西票号发祥地平遥率先挂牌，被视作官方“招安”地下金融机构的开始。

　　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尝试对民间金融进行引导和规范。8月，小额贷款公司在浙江试行，这一举措一度被认为是让地下钱庄合法化的象征，不过，浙江省要求发起人应是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地下钱庄欲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面临“此路不通”。

　　10月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周德文注意到，《决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数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分支行专题工作会议”亦表态将“继续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

　　敏感的周德文意识到，中国民间金融的春天要来了。

　　地下资本凶猛

　　所谓地下钱庄，通常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借贷拆借、高利转贷、买卖外汇以及典当私募基金等金融业务，在我国一直属于非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赵锡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从地下钱庄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把它视为洗钱的温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有的人则把它视为激活民间经济、制造富翁的摇篮。地下钱庄并没有因为其非法性质而裹足不前，也没有因为政府的不断的打击而销声匿迹，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而且，经营组织也随业务不同而各异，既有在街头游逛的“倒汇黄牛”，也有部分地区公开地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职业机构。

　　目前中国的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表现形态不尽相同。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而温州更是民间借贷的集中地。据周德文给本报记者提供的数据，目前温州拥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约有流动资本6000亿元，民间金融目前已达到600亿元的规模。“可以说没有地下钱庄这样的民间借贷业务，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周德文说。

　　在他看来，地下钱庄盛行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国家为使经济降温而减少了合法贷款额。此外，地下银行兴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回报率比较高。”

　　地下钱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老百姓的积蓄，老百姓都希望从地下钱庄那里获取更高的利息。“民间借贷的利息高者年息可达30%-40%，短期甚至开出月息50%-120%，一般也有15%左右。于是，在高利息的诱惑下，在浙北浙中浙南只要家里有闲钱，几乎是人人参与放贷。”周德文说。

　　正是民间这种近乎狂热的举动给地下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近几年，沿海地区的地下借贷又出现新变化，不少地下信贷有组织地出现在了社会上。钱庄、典当行、担保公司、基金会等外衣给了地下借贷以半公开操作的平台，新的民间融资形式不断翻新。

　　新的民间融资形式促使产生了新的职业——金融掮客。作为借款中介方，金融掮客一般以5%左右的利息向下家吸收存款，然后再以8%甚至更高的利息借出，以赚取中间利差。

　　由于放贷人一般没有那么多资金，于是产生了一批利用“存款挂钩制度”的“拉款掮客”，上从党政机关，下到个人存款，存入当地的地下银行。放贷者、中介人都在吃“利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民间金融市场秩序蕴藏着金融风险。”周德文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