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会很exciting(刺激)！”龚方雄带点率真地评价说。

　　7月31日，摩根大通宣布，其首席中国经济师兼研究和策略主管龚方雄将担任中国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中国综合公司/企业投融资主席。这意味着，继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张化桥之后，又一位华人明星经济师转向投行业务领域，化身投行家。

　　在A股市场，龚方雄极有人缘，被称为“永远的多头”；在香港，他也有个类似外号——“公(龚)牛”，且香港媒体极爱将他与常看空股市的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分析师谢国忠作对比，戏称二者是“一对活宝”。但隔行如隔山，从未涉足投行业务的龚方雄，显然面临一场新挑战。

　　但这样的挑战并非头一遭，就像在进入美国银行之前并未接触过汇率市场、进入美联储之前未接触过债券市场，以及从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转读经济学研究生一样，“不重复”三个字始终贯穿着龚方雄从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每次转换。

　　而且，按照金融圈内的说法，投行是“拼资源”的地方，且拼的主要是人脉资源，在这方面，龚方雄不仅不是“一贫如洗”，相反很有积淀。

　　《投资者报》记者采访获悉，龚方雄的任命已在摩根大通内部公开，将于8月中旬后正式履新。当记者问及最近两周进行交接工作时，他会否为投资者带来“最后一份报告”，他笑言“不会再发表研究报告了”，但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态度不会改变。

　　做金融就去暴风眼

　　尽管在金融界浸淫多年，龚方雄本科攻读的却是不太相关的物理学。1982年，龚方雄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最尖端的核物理专业。

　　在北大期间，龚方雄热衷于听各类讲座，一种隐约的感觉告诉他，自己似乎不是个学物理的人。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厉以宁首创在北大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先河，龚方雄听了很多他的讲座，对西方经济学越来越有兴趣。

　　“我是个很实际的人，物理学研究的课题太过理想化，况且当时中国的物理学已具世界水准，供后来者发挥的空间有限，而经济学还是一片空白。”龚方雄回忆说，“我个人的性格是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喜欢接触现实。”

　　在大学三年级时，龚方雄立志转学经济。

　　碰巧，1985年北大研究生招生改革，有一定比例的本科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免试读研，且允许任选专业，龚方雄成为幸运儿。因常去听厉以宁讲座，二人相熟，于是他找到厉以宁表示想上他的研究生，而厉以宁也正好要找理科学生，二人一拍即合。

　　龚方雄于是进入北大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前身)，攻读运筹学和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奖学金，攻读金融经济学博士。

　　在沃顿商学院期间，本应5年毕业的龚方雄，因毕业论文《证券市场的通胀风险溢价的评估》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看中，提前一年毕业。

　　龚方雄认为这段经历对他很重要，使得他拥有了政策的思维，对以后政策的把握更加准确。1995年，龚方雄加入了格林斯潘团队，研究美国债券市场，每两周向其汇报一次。

　　第一次给格林斯潘作报告的场景，让龚方雄记忆深刻：“我上去开讲没两分钟，就看到格老闭上了眼睛。我以为他不感兴趣，于是很快把文稿过了一遍，然后接受提问。没成想，格老一睁眼，就从头开始问，细致到连一个非常小的数据都能拎出来让我重新解释。”

　　在美联储待了一两年后，猎头公司找上门来。其中，美国银行邀其做汇率市场策略，所罗门兄弟提供了债券市场研究的职位，依照龚方雄“不愿重复”的个性，研究汇率显得更具吸引力。

　　1997年8月，他离开美联储，加入美国银行。几个月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龚方雄如愿到了香港。

　　“做这一行就是要到暴风眼去，金融市场一潭死水有什么好做的。”他事后分析说，“美国给我的感觉是市场很成熟，做什么都有一套准则。但新兴市场什么东西都有待开发，有待建设，有待你设立游戏规则，新兴市场对我更有吸引力。”

　　在龚方雄看来，香港对中国人来讲是做金融最好的地方。用了近8年时间，龚方雄在美国银行做到全球货币及利率市场策略部联席主管的职位，当必须调回纽约或伦敦时，他选择了放弃。

　　此时，摩根大通向龚方雄伸出了橄榄枝。“摩根大通为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平台，包含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这也是华尔街第一个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平台，非常吸引我。”

　　龚方雄由此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段旅程。

　　全球视角，中国聚焦

　　2000年完成重组的摩根大通在投行业务方面几乎为零，但却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摩根士丹利一位投行人士向《投资者报》评价说，这是因为摩根大通当年从同类公司挖到了几个“狠角”———李小加(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现为港交所行政总裁)、方方(现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等，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已在美林、高盛等其他投行的中国业务上取得了成就。

　　相比而言，2004年6月加盟摩根大通的龚方雄，此前在中国市场并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