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真是让人瞠目结舌：9月上旬众多专家学者还众口一词，大谈特谈通胀压力而不看好未来的物价走势，但仅仅过了一个月，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减速，一些人又开始为中国可能进入通货紧缩时代发愁了。有的学者甚至言之凿凿，肯定明年五六月份中国的CPI将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真的会在短期内陷入通缩吗？在客观分析未来影响中国物价变动的各种因素后可以说，答案是否定的。

　　持通货紧缩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会导致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拖累中国经济减速而导致总需求萎缩，从而拉动物价水平大幅下降。但问题在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真的会陷入衰退吗？美国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确实已经重创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并且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危机还会产生哪些新的冲击波，到底何时结束还难以断定，但我们也不必过分看空美国经济。毫无疑问，这场危机给美国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至深且巨的，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拥有广度和深度都很可观的资本市场，拥有很强的经济创新能力，经济上的张力和自我回旋余地很大。目前，尽管持续恶化的金融危机使美国人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并承受着失业的威胁，但以微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依然健康发展，投资总量也依然保持稳定，美国的实体经济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随着救助方案的分步实施，投资者对经济和市场的信心有望逐渐恢复，美国的信贷市场也会恢复平稳态势，美国的金融和经济运行状况将会出现明显转机。10月13日欧美股市强劲反弹，就是投资者信心在逐渐恢复的一个证明。

　　应该看到，美国的这次危机不同于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这不仅在于两次危机所面对的宏观环境迥然有异，还在于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消除危机不良后果的措施来拯救经济，而这次美国政府反应迅速、出手快捷，在很短时间内采取了降息、财政刺激、注入流动性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措施来应对危机。凭借政府的强力干预，美国经济应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渡过这场“劫难”，重新回归正常增长的轨道，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一幕不会重演。

　　从目前看，这种救援方案的效力正在慢慢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13日就表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坏的一天已经过去。“欧元之父”蒙代尔则更为乐观，他预言美国金融危机两个月就会结束。作为利益攸关方，欧盟、日本两大经济体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实施救援计划，采取相应的协调措施，也有助于弱化危机的负面后果，维护这些地区金融和经济的稳定。所以，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前景不必持过于悲观的态度。美国和世界经济肯定会减速，但不会进入深度衰退。至少现在断言美国和世界经济会进入衰退还为时尚早。

　　退一步说，即使未来美国和世界经济真的进入衰退，也不足以使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趋势发生逆转。高达19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属雄厚的财政收入、运行稳定且较为有序的金融体系，使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看，尽管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出口需求下降，但内需增长的潜力巨大，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张。从投资的行业结构看，尽管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但落实科学发展观会促使环保、节能、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显著扩大，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国内投资增长的空间十分广阔。伴随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大关(2007年我国为人均2456美元)，消费也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虽然受就业困难、股市财富效应严重下降等因素影响，消费增长仍存在较大压力，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保制度覆盖面扩大、财税政策调整、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有利因素，将促进消费需求的显著扩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选择科学、宏观调控时机把握得当，内需潜力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内需增长就足以抵消外部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仍是一个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的总需求规模不会严重萎缩，拉动物价上涨的经济基础和货币需求力量仍很强劲。理所当然，短期内通货紧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即除了具有影响中国经济引致物价向下的一面外，还有拉动物价向上的一面。道理很简单：美国政府推出的一揽子大规模金融救助计划，耗资超过万亿美元，而这必然导致美元的过度发行，引起美元贬值，从而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大国内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成为推动物价走高的动因。仅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构成对中国物价的下行压力，是不全面的。

　　还应指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较长时间内对物价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阻止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力量。这方面的因素择其要者有三：一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胀，是引发本轮通胀的重要成因。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偏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因此，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物价上升逐步提高，是一个带有必然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二是环保成本。企业的环保投入不足带有普遍性。加大环保投入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持续的和长期的过程。三是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我国的资源和能源价格在长期的行政管制下严重扭曲，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能源的生产成本，无法有效调节资源和能源的供求关系，也导致了两者在使用上的低效率和严重浪费。加快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实现资源和能源定价的市场化，已经迫在眉睫。当物价下行处于较低水平时，也恰恰是出台价格改革措施的最好时机。而这两方面改革拉动物价向上的力度和作用，将会相当显著。

　　结论是顺理成章的：像中国经济不会因美国金融危机出现“过山车”式的剧烈起伏波动一样，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也不会像坐“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落。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四的大国。这样一个国度下的物价变动机制和已有的通缩实践告诉我们，通缩的生成机制植根于本国经济运行系统的内部而非外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通货紧缩的生成，只是起辅助影响作用而非最终决定作用。2000年至2006年的7年间，CPI年均上升1.4%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能重现。在笔者看来，明年的CPI涨幅至少在4%左右，而不可能是负增长。

　　(作者：苑德军；为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