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平民性、娱乐性与消费性

　　既是说到大众文化，我们无妨先来看看什么是大众。史上较早出现的大众应该来自于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也成为他对新中国文化构想的一部分。古代史上的大众叫百姓、叫苍生、叫庶民；现代史上的大众是鲁迅笔下的“国民”、老舍笔下的市民或沈从文笔下的乡民。其实，早在1936年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前，“大众”二字就已进入他的文艺口号，他在文协大会上明确要求到苏区来的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指明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也就是说大众不是新词，文化也不是，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有了新的味道。

　　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文化”前面的定语，用来指称实实在在的文化享用群体、消费群体、接受群体，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直接、间接参与到生产群体的可能。“大众”从数量上看是与“小众”相对的，不说80%，也要超过60%。大众之“大”与受教育程度、掌控财富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多是关乎文化审美、文艺欣赏的层面。大众并不反对崇高，但他们反对沉重，大众并不需要艺术化生活而需要生活艺术化。 “大众文化”从品位上看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将大众等同于世俗庸俗，将精英等同于高贵典雅——似乎大众吃茄子就要烀熟了拌大酱，精英吃茄子就要像贾府那样经过若干工序，用若干只鸡做喂料，然后慢斟慢品才能吃出是茄子味儿来。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我们惯常的未免偏颇的看法。公正地说，“大众文化”应该是着意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理解的甚至推崇和赞扬的文化态度、审美观念和思维模式。今天的大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成熟和理性，他们有选择的空间和条件，他们更有放弃的权利和理由，这种取舍来自自身的喜好、憎恶，而非单向、被动地受制于权威或媒体。大众文化虽然具有包容性，但更具有淘汰性，所以大众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完善之中。它已不是最开始改变我们文化市场之际的那些拳头和枕头、色情和暴力，而是实实在在有着它潜移默化的特征的。

　　平民性是大众文化不遗余力的追求，不管文化采用如何炫彩的外包装，表现社会的底层、平凡普通的大众在现实生存中的困窘，在困窘中坚守的欲望之光仍然是其永恒的内核。文化生产者是大众的一员，不是以导师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向大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描述他们的状态，琐碎、庸常但却真实可触。对现实生存是无法敌视或者虚化的，在假想中也完成不了对大众的感动。比如作家，他们苦苦探寻的所谓的人生意义不正存在于朴实、平庸的日常之中吗？如果对生活本身所传递的细节没有敏锐的捕捉，又何谈对人生终极宏大命题的把握？大众文化的吸引力来自于平民性的实践层面，来自于人们生活中几乎是“自发地”持有的常识，来自于直截了当的在场方式。文化本身就有很日常的一面，它要展示的就是芸芸众生的活法，他们甚至可能比思想家、哲学家活得更快活、更神气、更自在。 《山楂树之恋》已然将“文革”变为遥远的背景，老三和静秋爱情的未完成不是像“父亲母亲”那样因意识形态的阻隔而是人与疾病、与自然力抗争的失败。白血病的可怕是故事的悲伤和凄美的来源，其死亡的绝对性正是纯爱的无奈和无可挽回。

　　娱乐性是大众文化消费的有力支撑。许是现实生活太繁杂了，能让人卸下面具、撕破脸皮地开怀大笑便成了大众文化消费者对生产者的重量级要求。所以我们的文化市场上才会有《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有周立波和大兵。读者、观者有理由向艺术家要求作品的可读性、可观可感性，也有理由要求艺术家在风云变幻的生活面前具备更丰富、更生动的表达能力。一个好的作品可以不沉醉于讲故事，但它必须知道怎样去用故事锁住人心。早期的王朔极其聪明地将“先锋”们纯美的形式主义拉回凡间，用通俗机智的口语调侃世态百相，以生存的真实去拆解虚构的真实。他的意义在于他的“群众路线”，他成了众多“向下走”的作家的阶梯和楷模。娱乐是人的天性，否则文化的起源途径之中就不会有“游戏”一说，大众文化不过是将英雄的狂欢拆解为众神的狂欢。

　　消费性是大众文化又一因素，买书、买碟、看电影、去刘老根大舞台或德云社，都是需要花钱消费的。消费一词最初走近文化时，是被视作文化的负面制约因素的，可已然的事实证明消费时代的到来绝非是文化的丧钟，而是二者联姻的婚礼奏鸣曲。文化消费市场的崛起唤醒了沉潜在艺术家思想底处的商业意识，大众的认购同样是对作品价值的认同。堪称研究消费者文化造诣最深的学者彼埃尔·布尔迪指出，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着消费性策略与文化价值内涵协调间的困惑。这就需要明确“度”的问题，即文化的消费性只应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应是一种精神价值取向，因为精神消费品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

　　可见，大众文化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认同大众并不等于放弃诗情，就像认同苦难并不是要向苦难妥协，而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完成对世态人生的超越，在揭露生活的丑陋和卑污的同时不能把生活正常的秩序和美好都一起打破。大众文化的高尚和平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众的生活一定要真实、丰富和多元。

　　刘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