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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3)

2010年12月30日 17:43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她们自己会受良心的责备的”

  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决定一起,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当然,那时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张静芬最终是如何被找出来的呢?

  学校一开始曾怀疑另有其人。“我那时听说他们认为信是一个姓陈的老师写的,我心里觉得好笑。”张静芬回忆说,“他当时还在挨整呢!他哪有这个胆量?”

  从信的笔迹上看,大家认不出是谁写的。后来,学校找来了管人事的干部,人事干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认出,“这是张静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没有写‘怪字’,我觉得如果信封上也写‘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吗?反而就把这信给抄走了。”张静芬承认。

  这位当时30多岁的女教师,一边戴手套掩盖自己的指纹、用左手写信以防暴露笔迹,一边却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实笔体——她真不知道,她曾经跟怎样巨大的危险擦身而过。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一些冤案错案已经开始在内部平反了。张静芬的“暴露”才没有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真不知道她当时是这样写的信,这简直人命攸关!”张静芬的老伴说。“你如果知道,会阻止她写吗?”“至少也得伪装得好一点啊!”

  “我是觉得我只有写了这信心里才安一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张静芬说,“她与我没有什么私交,也没有特别有恩于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领导和同事,我应该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记得当年给学生讲过文天祥《正气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张静芬一直以她的学校为荣。“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等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句话。”

  张静芬记得,有一年,当国家说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时,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都报名地质专业的院校。“她们多么地爱国啊!”

  但是,这样爱国的优秀女生,为什么到了文革中会爆发出那样野蛮残忍的兽性?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张静芬没法理解,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教育下长大的少女们,从革命者到害人者,转变得如此轻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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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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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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