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遵义会议会址楼房的房间里留下的红军针对白军所写宣传标语。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中，都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遵义会议也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开始的。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更为准确地反映遵义会议的历史，更为客观地评价与会议有关的人和事，仍是研究者应当努力的。
1.关于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遵义会议即是指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改革开放后，当党史研究者了解了红军先头部队1月7日占领遵义，军委纵队是9日才进遵义城的史实后，纷纷对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进行了探讨。有9日至19日说，10至18日说，10至12日说，15至17日说，12至18日说多种。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通知李卓然、刘少奇14日赶到遵义城，参加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电报，正式认定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此后在党史研究中，一般所说遵义会议即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为什么占领遵义后没有抓紧时间开会？是不是在扩大会议之前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政治局会议
一个不大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决策早在黎平会议就作出来了。黎平会议鉴于中央内部对军事战略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存在严重争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为什么在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召开会议的客观条件，而没有抓紧时间开会，却在先头部队进城第8天，中央纵队进城也5天后才开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红军打下遵义城只是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堵，敌情依然是严重的。敌人什么时候围上来，在遵义能够驻几天很难预料，但不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留是肯定的。事实上1月15日开会，刚刚开了一天，第二天敌人就围上来了，彭德怀不得不提前离会，去前线指挥作战。会议开到17日，常委分工和决议都没来得及作，就不得不结束了。基于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曾推测，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可能召开过政治局会议。
1989年曾景忠曾经著文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找不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举行过政治局会议的原始记录，但不少间接资料提供了举行过政治局会议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吕黎平、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对军委纵队进遵义后布置会场，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的回忆；毛泽东本人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9日开始举行；陈伯钧日记记述了扩大会议召开前，12日已知悉林彪、李卓然将与会；在扩大会议前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地域和一些政策的提法上已发生变化；陈云手稿中明确记载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开会等。文章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到达遵义后，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可能先举行过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政治局会议的继续”。据此，文章认为应对遵义会议的概念重新界定，即“遵义会议≠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一个总称（包括三个会），……可能有必要分清为：遵义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遵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曾文发表后，对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党史人物传记中对中央进驻遵义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几天的会议筹备情况均付阙如。但是曾文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有探讨的价值。
笔者认为黎平会议决定要开会，但并没有明确要召开扩大会议，更没有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议程。而哪些人参加会议，谁做什么报告，应该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有必要开会确定。因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开过会议是合乎逻辑，极有可能的。
3.应该把遵义会议看成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从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看，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大议题基本解决，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即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取得了共识，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决议；组织上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但常委未进行分工。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并没有撤掉博古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也没有决定由谁来接替他。
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转换和决议的通过，是在1935年2月5日至8日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常委会上解决的。2月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5日至9日，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通称扎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来党书《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收入决议时，在其后加括弧注（遵义会议），并加副标题“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注，清楚地表明了扎西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
因此，就内容来看，说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并不准确。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既包括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召开的三个会议，也包括2月上旬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历时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4、关于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三个问题
在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发现以前，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层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
陈云手稿的面世，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中央领导机构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到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史平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化名。这两份文献是迄今为止仅有的关于遵义会议组织变动的档案史料。由于它们是会议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记述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怎样理解会议的组织变动？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对此存在不同看法。笔者尝试将这一变动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以期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问题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问题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扩大会议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毛泽东坚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也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杨尚昆更具体地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由谁来接替博古，党内是有不同认识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附近，会议必须马上结束，没有时间再详细讨论，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问题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一种是周恩来回忆中说的，被《毛泽东年谱》采信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错误的，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做，但要帮助他；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种是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考虑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是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的，处在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恩来是在1972年文革中说的，在以路线斗争为纲讲党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难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推毛泽东，多半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被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要有个过程。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还不是延安时期那样众望所归。而把洛甫推出来代替博古作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扩大会议上作《反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认可。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谁能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谁就是核心。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确实在决策中起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
刘晶芳（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