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一样的童年——写于萧红百年诞辰之际
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看不惯铺满院落的鸡鸭猪狗粪便，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内中许多情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可我想不到，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从大连开发区出发，开车专程来庄河见我——那时已经有了开发区这样的新生事物，这位来访者是开发区管委会一位领导。令我想不到的是，他身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却有闲暇读小说，并且，他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并且，他的朋友还带来了见面礼——萧红的《呼兰河传》。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萧红是谁，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她的书。那不是书，是一本复印件，是来访者专门为我复印的《呼兰河传》。因为不知道萧红是谁，也就不知道这份礼物有多么重要，不但如此，由于刚刚开始写作，刚刚因为写作而从农村走出，到庄河县文化馆上班，两个陌生人的来访不但没有打动我，反而让我惊慌失措——他们一路打听着走进文化馆创编室时，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
那次，与慕名而来的朋友见面——后来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坐了多长时间，我全然记不得了，惟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发现土黄牛皮纸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很显然，急切的是我而不是它，因为急切，我提前离开办公室，回到了我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那晚，我彻夜无眠，我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激动不已，萧红笔下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黑漆漆的磨房，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有二叔，还有在大街上自由串动的蜻蜓、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那个夜晚，我被烧着了一般，在床上一会儿趴下一会儿爬起，我走进去的，本是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却觉得那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小镇，我看到的，本是萧红的童年景象，却觉得那景象正是我童年里的记忆。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座落在黄河北岸，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1986年，这一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它的重要在于，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位于黄海北岸，却不守海，它属于辽南山区，却没有山，它只是一个盆地里的村庄。它行政上隶属于辽宁省庄河县——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呆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朋友喜欢《小窗絮雨》，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厌恶也是因为爱，憎恨也是因为爱，就像情人间的爱极生恨，就像亲人间的怒其不争。可是在遇到萧红之前，我看不到自己对河谷村庄的热爱。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小说里不断地书写她，书写那些落后的令我厌倦的人和事，令我反感的牲畜和蚊蝇，正因为我在不断地向着外面的躲避和逃离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我是因为受到伤害才愿意回到心底的村庄。
伤害同样来自于1986年，这一年五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单位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倍感压抑，我因为压抑而生出郁闷，我因为郁闷而神经衰弱，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见到来访的朋友，读到《呼兰河传》，正是失眠最厉害的时期，通过呼兰河小城看到我的河谷村庄，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二十多年的野草无异于回到那片自由的土地。
后来我知道，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她在外面世界疲惫飘泊近二十年之后。二十年来，她追求个性解放，不断地从乡村逃离，她逃脱父亲的专制统制，又感受到男权文化的压迫，她“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又遭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最后患病住在香港。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扑面而来时，她的笔便回到了虽是寂寞但却无拘无束的大地，她的灵魂在那里自由的徜徉。有研究者说，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一百万字的作品，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而我却宁愿相信，萧红的成熟，萧红的有意识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后天外部环境的影响，更有野草一样自由生长在乡村的因素。在她的童年，虽也有祖母的管束，封建礼教的压迫，可坦荡的大地、开阔的原野使她一直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萨特说，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萨特说他的自然地位是巴黎六层楼那么高。童年对一颗自由心灵的培植，使萧红多年来一直有着清醒的内心边界，当某种专制和束缚、程序和秩序伤害了自由，她刀锋一样锋利的神经便撞到哪里哪里滴血，她的笔下便有了饱满的激情，这激情在回到故乡大地时，便再生出一个阔大的艺术世界。
出走因为追求自由，回归依然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人在封闭愚昧的乡村，向往的是外面的开放和文明，殊不知开放和文明自有自己的程序和秩序，自己的制度和法则。这秩序和程序、制度和法则对身心的自由是另一种束缚和挑战。实际上，在我1986年遇到萧红的时候，我找到了我心灵里的真正家园，她在我的对面又在我的背后，她是我的记忆却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村庄。乡村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文化结构，可她一旦变成思念和怀想，升腾在现实的文明世界对岸，那里就成了一个自由精神的栖息地，就生成出一个理想的虚构的空间。
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倍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两位朋友，都出生于中国北方乡村；我只知道，这两位朋友，他们一路北上来庄河看我的时候，正是他们因相爱而不能，在心底里苦苦挣扎着的时候。多年之后他们告诉我这一事实，我长时间沉默不语。只要你心里有一颗自由的种子，你终究是一个飘泊者，你终究会被现实的浪潮击打得头破血流。原来，当时的他们，也和萧红一样，在寻找自己野草一样的童年，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
作者：孙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