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田
这个山东农民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在运河两岸收集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民谣。但他渐渐发现，这些民谣纵然可以留在他珍藏的稿纸上，却再也无法留在这个时代的记忆中——
从赵中田家的院子出发，往西走上二里地，就能看见流经山东聊城的京杭大运河。
一辆满是泥渍的摩托车停在这个院子里。后座上插着一面红绸旗，旗上印着“抢救文化遗产，支持运河申遗”的黄色魏体字。每天天还没亮，50岁的赵中田就会灌满一大可乐瓶的白开水，再带上几个蒸好的馒头，骑上摩托往运河边驶去。
这样的旅程已经走了近30年。从1985年开始，为寻找、收集运河沿岸流传的古老民谣，赵中田走访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1000多个自然村。
沿途，只要看到80多岁的老人，他便会停下车，满脸堆笑地凑过去，缠着老人“唱几句儿”。一个村子的老人聊遍了，再去下一个村子。如今，他已经收集了300多万字的运河民谣。
“刚走了运河的一半不到呢。”这个山东汉子蹲在房前的台阶上，摇头说道。尽管，在这30多年里，他已经将3辆自行车骑到“当废铁卖了”，还把一辆能骑6万公里左右的摩托车骑了“整整12万公里”，但他决心继续“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一直到死”。
长年以来，他把这些已经满是霉味的稿纸裹上两层塑料膜，分别藏在米缸里、炉灶旁的柴垛里和自己的床底下。
“命根子，生怕丢了。”赵中田盯着发黄的书稿喃喃道，但很快又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谁愿意来我家偷呢？”
赵中田从不进城打工，家里的收入全靠4亩地的收成，一年4000多元，而花在摩托车上的油钱就要3000多元。在这个有1000多户村民的村落里，赵家是唯一没盖上砖瓦房的。邻居家10年前就用上了防盗门，赵家的院门则是20多根树枝搭成的栅栏。土坯房住了30多年，已经漏了天光，每逢大雨，一家人往往要端着板凳坐在门口，“怕房子塌了”。小偷进来过，却没偷到什么东西。
“地里有活儿，人也不孬。”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的赵店村村口，提起赵中田，一位老人淡淡地说，“就是整天这里跑，那里跑，苞米长多高了他也不管。”
赵的妻子王小菊也说，如今村子里的老人大多“这么看他”，“和从前可不一样了”。
王小菊嘴里的“从前”，得回到30多年前了。那时候，不到20岁的赵中田是村里少见的高中生，因为“作文写得好”被邻居们当做“秀才”夸。但在1980年的高考中，这个爱看“伤痕文学”的年轻人却落榜了。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赵中田频频在各类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作品，很快，他加入了当地的作家协会。
但赵中田始终对运河民谣怀有特殊的感情。从6岁开始，他的母亲陆涛芹就常常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给儿子唱歌谣，在赵中田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有唱不完的运河歌谣”。而对民谣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将这些元素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中。
1985年，赵中田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夯歌》送给当时的山东作协副主席左建明过目。结果左建明向赵中田提出建议，相比于小说本身，文中收集的运河两岸夯地工人们淳朴、欢快的“夯歌号子”更加珍贵，其代表的正是源远流长的运河民俗文化。
也是从那时候起，赵中田认定“收集运河民谣”是一项“更有意义的事业”。甚至到今天，他仍然觉得没考上那所师范学院才是幸运的，因为这社会“并不缺少一个老师”。
每一次寻访大概都要持续三四天。为省钱，他常常寄宿在沿途的马车店里，如果能碰到牛棚“就最好了”，因为饲养员的炕“火烧得最旺”。
也有找不到住处的时候，他就窝在老乡的门口，“凑合上一觉”，他曾被误认为贼，还被人当成“疯子”放狗追过。黄河汛期的时候，河面结了冰，困在对岸回不了家的赵中田就沿路“乞讨”，“和乞丐没什么两样”。
除了随身带的干粮，沿途他几乎不吃其他东西，“馋极了”的时候才会在路边买碗豆腐脑儿喝。而一旦回到家，他便会一整天一整天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抄写歌谣，为了提神，他一晚上能抽两包烟。
这些年里，大女儿赵倩几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爹”，同学对她说，“你爹不教你功课，我们教你”。而妻子王小菊则经常要一手哄着小女儿赵厚迪，一手干农活儿。有一次，气急了的她想把丈夫的手稿“都撕了”，结果赵中田“疯了一样地抢走书稿”。
“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还踢了我两脚。”王小菊回忆，这是婚后丈夫唯一一次打自己。
她说，赵中田其实是个好人，吃饭的时候会把“鸡蛋和豆芽菜留给女儿”，“自己连咸菜都不舍得吃”。
“就是中邪了。”这个40多岁的女人用手捂住了脸，不让眼泪往下淌。
“他是要做一件大事，他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在赵中田的老同学布茂岭看来，赵中田这样做是因为骨子里是个“有家国情怀的文人”。
在赵中田的房间里，墙皮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却贴着一张宣纸，上书三个大字：“琴鹤堂”。据典，宋朝名臣赵抃曾孤身一人入川为官，仅一琴一鹤相随。其时为政清廉，并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赵中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赵抃后人中的一脉，“有族谱为证”。他还为自己制了一枚“琴鹤堂”的刻章，他坦言，抢救运河民谣不失为“继承前人遗风之举”。
“时代就像列车，你可以把传统文化放在最后一节车厢上，但不能把它彻底地甩走。”赵中田很认真地对记者说，“这些想法我从没跟别人说过，别人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很少有人知道，从决定开始这段“苦旅”时起，这个自诩为“穷文人”的山东农民就在自己的书柜上用黑色水彩笔写下了“人生当为一事谋”这7个字。从家里买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开始，他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只要看到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新闻，都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他曾先后向省市县三级的60多个部门累计发出过400多封求助信，请求将搜集到的民谣用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他甚至还向市领导寄去过一封“血书”，落款的时候是“咬破手指按下的”。
然而，求助信大多泥牛入海，仅有的回应也显得尴尬。
一位市文化局的领导将赵中田叫进办公室，给他两条路选，一条是“献给政府”，一条是“卖给政府”。另一次，赵中田打听到一位县领导“爱写诗”，“是个文人”，便趁着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闯进了他的房间，结果领导倒也热情，却将话题岔开，给赵中田讲起“蚩尤的故事”。
而真正的噩梦出现在2005年。这一年，母亲陆涛芹病重卧床不起。在那之前，这位在大槐树下给儿子唱民谣的老人只要想起一首新的歌谣，便会拄着双拐下床，坚持走到赵中田屋里唱给儿子听，20多米的路程却往往要休息四五次。
就在这年的清明节，赵中田带着30元去镇卫生院给母亲抓药。在路上，他碰见了几位能哼唱过往民谣的老人，为感谢他们，赵中田用这30元请了老人们吃饭。但就在三天后，母亲便去世了。
去世前，母亲还在问儿子，“书什么时候出？”
赵中田不想辜负母亲的希望，但他也已经50岁了。冬天的时候，他开始要穿棉裤、棉鞋，戴上棉帽，而这些都是他从前不需要的行头。那些还记得民谣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赵中田说，几年间，曾经寻访过的老人们已经死了十之八九。
运河沿岸的村庄也变了许多。古老的歌谣没了，刚上小学的孩子就会哼唱流行歌曲，古老的游戏没了，年轻人更喜欢推牌九甚至赌博。一些沿岸的关帝庙因为土地开发而被连根拔起，而那些他曾记录下的夯歌，也随着“机夯”的重现而彻底消失了。
民谣带给他的，似乎只剩下了些许的名声。一些人请他修家谱，当地的报纸请他撰写与民俗相关的文章，为了养家糊口，他大多没有拒绝。但他不再长期外出，出门寻访时，也开始习惯于在运河沿岸的槐树下睡个懒觉，偶尔，还会学着夯工的样子，哼上几句再没有人能听懂的夯歌。
但每逢清明，他都会到母亲的坟前，将所有整理好的民谣手抄本一本一本铺开，在母亲的坟前围成一个花圈。
他曾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终点。他甚至还托人写了一副对联挂在“琴鹤堂”三字下面：欲献璞璧慰双亲，报国报恩两无门。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一些媒体开始报道赵中田收集运河民谣的故事。而各方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有地方官员称，赵中田抢救了运河沿岸“濒危的民间文学”，也有专家评估，赵的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堪称“当代国风、现代乐府”。
而就在去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其提供了5万元的资助资金。利用这笔资金，他搞到了书号，并出版了3000册的《运河民谣》，还余下了4000多元，最终他放弃了购买录音笔和数码相机的打算，又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拿到书的时候，他专程到母亲坟前烧了两本新书，他一边磕头一边说：“儿子又要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