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敦请郭沫若回国抗战

    1927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著名檄文，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蒋介石看到檄文后大怒，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郭沫若乃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其时，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钱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一方面被蒋介石通缉，另一方面又受日方监视，郭沫若可谓腹背受敌、坐立不安。在日本侵略中国步伐加快的情况下，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并敦促郭氏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快离开日本，回国效力，显得尤其迫切。
　　1936年底，郁达夫有一次重要的日本之行。流行的说法是，郁达夫是奉蒋介石之命专程赴日策动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的。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日本外务省资料馆所藏的日本战前官方档案认为，1936年冬郁达夫为期一个月的访日和访台活动，属于应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之邀所作的学术讲演和文化考察，是日本政府策划的一次“有助于日华亲善”的活动，从而对郁达夫的“国家使命说”持怀疑态度。
　　笔者认为，郁达夫的日本之行是否奉了国民党当局之命，与作学术演讲和文化考察并无本质联系。奉了当局之命(不一定是蒋介石亲谕)赴日，以演讲之名义敦促郭沫若归国亦无不可；当局没有指令，郁氏从事演讲活动之余，从时局方面考虑，出于友情敦请郭氏归国抗日，亦在情理之中。问题的本质在于，郁达夫的日本之行，客观上确实对郭沫若归国起了敦请作用。
　　郁达夫其时在福建省政府就职，日本方面对他的记录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任浙江大学教授之同时为多种刊物撰稿，作为文学家于该国青年之中崇拜者甚多。”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资助支那学者郁达夫考察本邦”的最高裁决案等有关资料显示:“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本次高聘支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为该省参议，本着从文学角度使该国青年加深对日认识之目的，特派遣郁达夫来日考察本邦学界及社会现状，10月20日从福建出发，11月中旬抵达东京后巡视日本各地。关于赴日考察旅费和津贴，该政府有关部门已通过吾国驻福州总领事馆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资助申请。”这则材料交待了郁达夫赴日的细节问题，但不能据此认定郁达夫赴日是单纯的演讲。如果国民政府有意借机赋予郁达夫此行日本以特殊使命，亦不意外。
　　郁达夫记述其时去日本的情形:“这一年的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郁达夫出发前和出发之际，当时报纸都作了报道。1936年10月20日《小民报》有《郁达夫将由沪东渡讲学，时期两个月，报酬二千元》的报道，11月13日有《郁达夫赴日讲学，欲定勾留一月归途将赴台湾》的报道。讲学之余，郁达夫还承担着为福建省政府购买印刷机的任务。
　　郁达夫之子郁飞记述道:“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近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郁飞说，其时，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发电报到福州，让郁达夫到日本去，叫郭沫若回国来，可以取消对郭的通缉令，同时，交给郁达夫治装费数百元。
　　上述郁达夫和郁飞的陈述并不矛盾。郁达夫当时即使负有秘密使命，也不可能在文字中公开承认。
　　郁达夫出面敦请郭沫若回国，身份再合适不过。郭沫若大郁达夫六岁，二人于1914年相交，那时候他们都留学日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的同班同学。1918年后，二人关系密切起来，并于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作品均体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美学特征。郭沫若曾著文赞扬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和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一样为文坛之绝。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二人反目为仇。对于这一反目，郭沫若日后还有过检讨:“我们那时还年青，感情彼此都不容易控制，是值得遗憾的事。”
　　郁达夫1936年底在日本见到郭沫若之前，他们已经绝交十年了。正如郭沫若所言:“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见了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郭沫若记述:“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郁达夫在日期间，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欢迎会，时郭沫若亦被邀出席。在中国文学研究会之宴上，应郁达夫之请，郭沫若写下了“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四句诗。郭沫若和郁达夫别离十年之后于异国相见，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国破家亡之际携手相期共赴首阳、同赴国难的决心。接到郭沫若的赠诗，郁达夫写下了《春帆依旧在》:“却望云山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诗中有痛、痛中有诗。二人诗歌唱和，心明如镜。
　　郁达夫在日本期间，分别作了“关于中国的现状”、“中国现代文坛概况”等演讲。更重要的是，还三度去佐藤家造访郭沫若:11月中旬到佐藤家请郭沫若参加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主持的晚宴，11月29日到佐藤家请郭沫若全家到东京吃饭，12月6日到佐藤家请郭沫若去野外长谈并一起在外面吃饭。郭沫若在日本生活其实是不如意的，行动上受拘束，生活上不宽裕。郁达夫除了请郭沫若全家吃饭外，还专门给郭氏送了一条骆驼绒的颈巾。在这几次交往的过程中，郁达夫应当对郭沫若归国进行了敦请。因二人相知甚深，郭沫若也劝郁达夫“与其为俗吏式的事物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二人的这番交心，可谓深刻。
　　郁达夫回国后，继续为郭沫若早日回归尽力奔走。1937年5月18日，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沫若连发两信，信中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其时，国共关系有所改善，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如陈仪、钱大钧、何廉、张群等人亦不断向蒋介石进言斡旋，建议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他回国为抗日贡献力量。从这封信可知，南京政府对郭氏归国之事颇为挂心，且极信任郁达夫出面继续敦请之。“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证明蒋介石的态度已有了根本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南京方面致电郁达夫，嘱其致书，令郭速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5日，郭沫若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抛下日本妻子和五个孩子，冒险回国。郭沫若表示:“此次别妇抛儿，专程回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他在神户秘密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离开日本，三天后回到上海。郁达夫从福建专程赶来，在码头上迎接郭沫若。此后不久，国民党政府登报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郁达夫赴日敦请郭沫若回国，确有一定的秘密性质。郭沫若五十诞辰时，郁达夫写过一段话:“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其中的绝密意味自不待言。无论是执行国家秘密使命，还是自愿自觉，郁达夫敦请郭沫若归国抗战都是不争的事实。
　　郭沫若归国后，日本报纸刊出了郭沫若“潜逃归国后即刻宣布投身抗日”的消息，日本舆论界大哗，佐藤春夫1938年发表了小说《亚细亚之子》，小说中，“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影射郭沫若，“姓郑的中国朋友”暗指郁达夫。郁达夫被丑化成一个政府间谍，访日负有暗中帮助在日亡命的政治家郭沫若秘密潜逃的国家使命。日本战败后，佐藤承认郁达夫1936年底来访时的冷漠态度和诡秘行踪引起了他的猜疑，于是以此为蓝本创作了《亚细亚之子》。
　　这个小说自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它的产生，也反证了郁达夫在日本敦请郭沫若的活动是多么成功。薛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