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谈“文学的标尺”——
文学不能“GDP”
□首席记者 张体义
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佩甫先后出版了8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创作了6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近年来，他一直在城乡之间奔波，为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做着准备。日前，在中国作协全委会和河南省文学创作会议上，李佩甫先后作了《文学的标尺》的发言，谈了他对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阶段性的思考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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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正在“垃圾化”
李佩甫说：不管目前有多少问题，我仍然坚持认为，当前是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但是，我们的文学，一个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在一日一日地边缘化、通俗化，甚至是垃圾化。就我们河南来说，一年创作、出版文学作品至少200部、集以上，就全国来说那就更多了，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可真正能对国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却很少很少。现在一切领域都以GDP为衡量标准，而文学恰恰是不能“GDP”的，如果完全用GDP来衡量的话，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那么中国文学已经是世界第一的产量大国了。
李佩甫说：文学不能用数字来衡量，不能“GDP化”，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丧失，文学作品艺术品质低劣化的倾向，正是导致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更让人惭愧的是，文学语言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我们丢失了时代的语言，我们无话可说。我们浮躁，我们迷失，我们也想挣钱，全国人民都在为“人民币”奋斗，挣扎。那么，挣钱是为了什么？我们快乐吗？这说明中国已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而我们的文学却处于半失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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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遭遇“瓶颈期”
李佩甫说：我们虽然出现了一些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客观地说，纯中国文体、汉语文本还未在世界上确立应有的位置。去年年底，中国作协与河南省委宣传部在郑州联合举办了以“坚守与突破”为题的“中原作家群”论坛，提出了“再出发”的命题。可我们怎么出发？向哪里出发？
李佩甫说：坚守，是文学的品格和态度；创新，是文学的精神和方向。我个人认为，也可能是我的误解，中国作家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一批作家，现在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瓶颈期”。在单一的年代里，我们渴望多元；在如今多元化的年代里，我们又渴望纯粹。纯粹容易导致极端，丰富又会导致混乱。这是一个悖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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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已经被“淹没”
李佩甫说：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网络化、商品化时期，也是全民写作的时期。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文学的多元形态。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写作本来也是好事。但是，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想性和想象力，其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没有道德水准的社会生活是可怕的，没有精神语言指向的文学也是可怕的。我想说的是，文学本应是先导，是“麦田的守望者”，可现在文学已被急剧变化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淹没了。我还想说，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落后于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那么，作家就成了以重复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故事员”。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李佩甫认为，文字作为人类精神语言的外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先导，是标尺，是人类社会透视力和想象力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学语言，应该体现的是人类想象力及精神生活的高度和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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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能没标尺
李佩甫说：文学是民族精神语言的先导和标尺。我们虽然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我们的标尺在哪里呢？
李佩甫认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泥沙俱下，物欲横流，金钱的声音充斥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物质的声音，连真善美的标尺都发生了位移，所谓的市场化、所谓的广告效应把一切领域都搞成了“买和卖”的关系，连文学都几乎成了需要大声吆喝着叫卖的产品，这是很可怕的。文学的商品化、垃圾化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文学一旦失去标尺，文学一旦失去它的建设意义和批判意义，就等同于打包出售的任何一种商品。
李佩甫说：我们知道文学对具象的社会现实没有实际的效用，可我们更知道文学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先导，文学是人类精神之药，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真正的文学语言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需要建设的，建设健康的高品质的文学标尺是当务之急。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人类精神意义上的标尺和向度，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意义上的探索和突破；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更需要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者——中国式的“别林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