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沈洋1米9，应该是打篮球的身材。然而，他伟岸的身躯却追随着夏里亚宾、温可铮等中外歌唱大家开源和传承的男低音艺术，成了一个优质的“共鸣箱”。称雄世界顶尖赛事卡迪夫声乐大赛已然成了老“黄历”，最近三年多来，沈洋常驻纽约，唱了一百多场音乐会和歌剧。就在抵达上海的前几日，他还在纽约、旧金山、达拉斯、费城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普钦内拉》一路唱来。
不过，唱西洋的东西并没有改变沈洋骨子里的中国血和中国情。为准备上周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一鸣惊人的 “重现1919－1945年中国作曲家经典艺术歌曲”音乐会，沈洋之前的资料搜集、研究听唱等准备工作做了不止3年。他在上海大剧院与记者见面时带来了自己在美国花15美元淘来的二手唱机，搜集来的老唱片一放上去，沈洋的眼睛顿时放光。无论是《教我如何不想她》《听雨》《山中》，还是《红豆词》《大江东去》《嘉陵江上》《白云故乡》，甚至是《卖报歌》这样的童谣，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从他积蓄已久的胸膛中倾泻出来，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这位27岁的年轻歌唱家，毫无对于所获成就或者国外演出经历的卖弄，所有的话题都集中在他挚爱的中国音乐，以及如何向世人推出中国文化的好东西上。聊着聊着，眼前伟岸的身躯仿佛变得更加厚实，这个中国小伙子，因为有了世界的眼光，进而追随着中国声音，他的浑厚低音也可能走得更远……
在国外剧院“扒”出中国老歌
问：在西方舞台上演得好好的，怎么会把视线放回到国内那个时期的作品上？
沈：没错，我在大都会歌剧院唱了歌剧，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各种作品都接触过。但是，作为一个常年住在国外的搞古典音乐的中国人，我心中总是怀着一种希望——能把中国最美的文化唱给外国人听。演出之余，我喜欢搜集和整理唱片，到一个歌剧院演出完，我会“扒”出他们图书档案馆的好东西。这样的习惯让我在美国发现了很多在国内不曾听过的东西，我惊讶地发现，把中国歌曲介绍给世界的努力，我们的前辈歌唱家在几十年前就做到过。
问：这些艺术家是谁？
沈：在旧金山歌剧院，我找到了第一个登上国际舞台的华裔低男中音斯义桂录于1938年的唱片《教我如何不想她》。百代公司当年为他录音时，这个有点宁波口音的歌唱家才25岁，这珍贵的一曲便经由他的嗓音，从中国传到了美国。 1957年斯义桂又在美国出了一部《中国歌曲集》的唱片，伴奏是他的夫人李慧芳女士，这是第一张在西方出版的中国歌曲唱片，里面收入了多首上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歌曲。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郎朗、王羽佳或者我等年轻音乐家到了国外，但是，其实我们走的路，是建立在前辈走出去这个传统上的。我们的前辈早就有了向世界亮出中国文化的意识。斯义桂的夫人李慧芳就读于朱莉亚（音乐学院），是第一个在二战后到西方求学音乐的中国女性，她与斯义桂珠联璧合的唱奏，让真正中国的旋律飘扬在美国。我想说的是，尽管我们今天不乏出去做音乐的人，但中国音乐前辈在上世纪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却没有人做，或者说没有做好，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继续这个传统。
文化影响力更要靠内容和内涵
问：在上世纪早期的老歌遗存中，为什么你对艺术歌曲情有独钟？
沈：如今谈起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老歌，人们似乎只知道陈蝶衣、陈歌辛等人的流行歌曲，而另一脉在声乐艺术和表达中国文化内涵上价值珍贵的艺术歌曲，却不为人熟知。
比如《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刘半农当年在英国写的诗，诗中出现的“她”，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之前，只有“他”或者“伊”来表现女性，被赵元任谱了曲后，这个“她”是指代爱人还是故国并不明确，也正因为这个模糊的中国式的情感表达和意境，全世界华人都知道并记住了这首经典。它不仅仅是音乐好听而已，而是能让人感觉到中国文化的味道。在国外这些年，我有一个感悟：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绝不仅仅是它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的名声有多大，而是需要倚靠整个文化的影响力，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作品的品质和内涵。我们要唱中国古典音乐给人家听，就要拿得出打动世界的词曲、内容、意境，这不是靠输出几样乐器、走出去几支民乐团就可以做到的。
问：对于即将演唱的这些中国作品的品质，你觉得足以打动世界吗？
沈：这些中国近代优秀的音乐家，他们创作的歌曲完全可以代表当时世界乐坛的最高水准。我曾在国外让演奏家试弹这些作品，弹完了他们问我，这是什么年代的作品？我说，上个世纪早期。他们非常惊讶，怎么中国有这么好的作品？我说，这样的歌曲我们还有很多。他们又问：“为什么没人知道？ ”只能归因于传唱得太少。
这些音乐家中，许多人都曾留学欧美，将当时先进的西方音乐理论带入中国。许多词曲作者在当时不仅仅是音乐家，比如《听雨》的作者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对各国语言和中国的各地方言都有很深的造诣，《山中》作词徐志摩是著名诗人。这些在各自领域都有非凡成就的大师除了推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外，更多地是对社会变革、国人情感命运、文化变迁的记录，虽然1919年至1942年间，祖国经受着战火的洗礼，局势也很动荡，但在萧友梅、贺绿汀、冼星海等这样一批前辈音乐家的努力下，在他们既有世界眼光，又不舍中国情怀的创作中，中国音乐尤其是歌曲创作的水准未曾落后半步！这些创作者如今都已故去，他们留下的这些作品，都是不以娱乐为第一目的的歌曲，它们集中在一起代表的，是文化的传承、社会的变迁。
希望外国名家唱出中文之美
问：以你27岁的年纪，搜集推出如此高龄歌曲的演出，花了大量精力吧？
沈：我现在有大概5千张唱片，最近更注重搜集研究黑胶（唱片）。能够借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机会，将众多中国近代的优秀歌曲汇聚在一场音乐会中，对我来说是圆了一个深藏已久的梦。这些年里，我听了几乎所有那个年代的录音，也意外搜到了周小燕先生1941年录的《红豆词》，想到70年前的演唱者现在竟然还在教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着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人就在我面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更多的人应该被记住，他们所做过的奉献，不仅是美的音乐，还在于他们提供了比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或是通俗样式的老歌更具那个岁月的人文气质和时代精神的参照。这些歌比之周璇、白光等演唱的爱情小曲，在深入人心方面毫不逊色。当年东北难民逃到四川、重庆，一曲《松花江上》就能把他们全都唱哭，一首歌中包含的情结，可能就会陪伴人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是一笔取之不尽的音乐财富。
问：你一直在西方各地演唱西方美声作品，这次回归中国艺术歌曲，是不是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者？
沈：杨立青先生的关注与为我伴奏的举动，让我感动之余，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传承”两个字的分量。中国艺术歌曲的魅力，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魅力直射人心，我想在中国和国外的舞台上都是一样。
中国也有不少艺术家在国外写出了有知名度的作品。谭盾为大都会歌剧院创作的《秦始皇》我看了，他的音乐挺棒的，但是，多明戈扮演的秦始皇唱的是英文，我在想，为什么中国人创作的中国题材歌剧，不能用中文来演唱？是因为别人不能理解中文吗？那为什么捷克人在大都会歌剧院舞台上演《水仙女》用捷克语，难道在纽约说捷克语的人比中文多？
最近，歌剧《白蛇传》获得普利策奖（艺术类），虽然我为华人第一次拿到这个奖项而感到骄傲，但这部歌剧也是用英语写的，不能不说有些遗憾。首先也许是委约者对中文母语演绎歌剧没有信心，而我们自己似乎也缺乏一份让文化走出去的自信。我觉得这是需要长期去努力、改变的。
问：办这个音乐会背后的愿望是什么？
沈：我希望有一天，美国或者西方的著名歌唱家能够主动选择中国歌曲来演唱，用中文演唱，唱出中国歌的美丽，唱出中文之美。现在他们来中国一般都是出于表示友好或者被要求加演中国歌曲。我们不仅仅需要别人来看我们文化的热闹，而是应该让他们体会到中国音乐作品的美好，像愿意演绎德、法、意、俄作品一样，因为被它们的魅力所折服，而自愿选择中文来唱。本报记者 伍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