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新时代丛书”社

　　朱少伟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会址设于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寓所，代表们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环视一遍后匆忙退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

　　“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是由于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早已受到监视。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当局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当时大家撤出会场仅十多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停在门前了，武装巡捕蜂拥而至，法籍警官厉声质问房主李汉俊：“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使巡捕的气焰有所收敛，虽还搜查一通，最终悻悻而归。至于李汉俊到底对巡捕们说了些什么，因他已在1927年12月牺牲，没留下回忆资料；但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巡捕们离开之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原来，筹备党的“一大”期间，为了方便出入和确保安全，在此先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的通信处，这使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与巡捕巧妙周旋。既然是出版机构，出出进进的人自然不会少，编辑、作者坐在一起谈谈约稿和出版方面的事，更是顺理成章，巡捕们觉得没借口深究，只好不了了之。

　　“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者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15人，其中多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宣称：“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它与望志路106号的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后来，“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移至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那儿。

　　“新时代丛书”社是与党组织关系密切的出版机构，从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十种书籍，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些出版物均为32开本，每册数万字，页数少而内容充实；封面设计简朴庄重，黑体书名虽不大却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五字，那紧握的双手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如今，上海图书馆仍然收藏有“新时代丛书”九种(缺少“第二种”)，它们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