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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会址差点在市政建设中消失(图)

2011年07月01日 17:11 来源:文汇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中共二大会址差点在市政建设中消失(图)
未建成纪念馆前,二大会址还是一片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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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叶松亭

  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交界处附近的绿地上,一大片浓郁的绿色“包裹”着两排临街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两排建筑的屋面均盖着小青瓦,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中镶嵌着黑漆大木门,两边以清水红砖做壁柱,壁柱头部点缀着西洋式样的砖雕。每扇木门的上方均有不同意境的题字匾额,其中一扇的门楣上写着出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个字。

  这是座承载着历史的寓所,曾经的地址是“辅德里625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而包含寓所的两排老房子则共同组成了如今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一讲到老房子,纪念馆副馆长杨嫣自豪地说:“纪念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两排老房子。从1916年盖好一直保存至今,连地基都是‘原配’,本身就是文物。”与“三大”、“四大”会址原址毁于抗日战争相比,这样的结局无疑让人欣慰。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早年举行的数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中,能像二大会址这样历经风雨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毁,实属不易。

  差点在市政建设中消失

  将时间回拨至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来自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当时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二大”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址,就在这扇写有“腾蛟起凤”大门背后的寓所里——当时,这里是与会的中央局宣传委员李达租借的寓所。

  高架拐了个小弯为会址“让道”

  据史料记载,李达并没有在“辅德里625号”久住,1921年才搬进此处,“二大”结束后数月便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房屋也随之退租,“革命圣地自此长期作为居民住宅,深藏闹市,鲜为人知”。

  解放后,为了确定二大会址的地址,李达曾于1954年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写信,回忆确认“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他当时的住所中召开。4年后,他到上海实地走访勘认,后经询问辅德里老居民、核对变更的门牌号码,终于确定了会址。当时,房屋情况“基本如旧”,仅“内部稍微修改,增添了阁楼”,仍为居民住宅。1959年5月,会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从1959年至1999年,二大会址继续以民居的身份,隐藏在周边众多类似的石库门中“低调”了40年。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系列市政工程的动工,会址所在区域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据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助理施璐佳介绍,当10多年前市政建设的施工人员来到附近区域时,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面前成片不起眼的老房子中还藏着一个市级文保单位。“1999年动拆迁的时候,这一整片都是石库门,一眼看去全是民居,还有商铺、里弄工厂。”她开玩笑道,“石库门房子的样子都差不多,不熟悉的人根本分不清,就连毛主席当年也是虽然接到了通知,但忘记了地址又找不到同志,而错过了二大。”

  如果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二大会址恐怕就要在10多年前的那次市政建设中消失了。拆迁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热火朝天的工程因此紧急暂停。经“微调”后,工程继续,大部分辅德里建筑被陆续拆除作为道路或绿化用地,原住居民迁出,但两排包括二大会址和上海平民女校旧址的老房子得以完整保存。“高架在这里拐了个小弯,为‘二大’会址腾出空间,延中绿地则在老房子四周铺开,好像把它‘捧’在手心一样。”施璐佳说。

  2001年,以两排旧宅为基础,静安区开始筹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并于次年6月30日建成对外开放。“刚建成的纪念馆很小,只有100多平方米,基本就是当年开会的原址和一个小小的展厅。”施璐佳回忆说,“2003年2月,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扩建,将面积拓展到200多平方米,同时增加了一些展出的史料,但整体还很小。”

  “寻宝”小组在各地收获珍贵史料

  2007年6月,静安区决定第二次修缮扩建纪念馆。亲历了这次改扩建的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倪娜告诉记者,“因为工程浩大,第二次改扩建从2007年6月开始筹划,直到2008年7月才正式动工,纪念馆也跟着大变样。”

  倪娜口中的“大变样”,首先体现在场馆面积上。前一次改扩建后,纪念馆面积为200多平方米,陈列文物、文物复制件132件,而经过第二次改扩建后,仅展区面积就拓展到1170平方米,纪念馆整体面积更是增至2282平方米。“纪念馆以前是区档案局下属单位,和区方志办、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在两排老房子里合署办公。”倪娜介绍说,二次改扩建时,合署办公的诸多部门全部迁移别处,腾出来的地方划归给纪念馆,“面积‘蹭’一下就上去了。”

  面积大了,132件陈列品明显不够用,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充实。为了搜集史料,纪念馆二次改扩建专项工作组成员兵分几路,分头行动:有的前往与会代表的家乡,通过寻找代表后人等办法,搜集与代表相关的资料;有的前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复印、复制相关文件;最远的一路人马,甚至远赴俄罗斯,前往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二大史料,在那里,小组意外找到了《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报告),以及《远东会议调查登记表》等一批珍贵史料。

  倪娜所在的小组,负责前往广东征集与会代表谭平山的史料。“如果能找到代表的后人,资料就好办了,但几经努力,始终找不到谭平山的后人。更糟的是,现存关于他的资料很少。”幸运的是,通过在网上搜索,征集小组发现了一条线索:广东某些高校图书馆里可能保存有一批谭平山等人当年创办的杂志。“我们马上联系了中山大学,得知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里,可能有谭平山的文章。”

  虽然只是“可能有”,倪娜还是兴奋不已,“当时就想冲回家收拾行李直接去广东”。很快,一行人来到中山大学,通过查询图书馆的电子资料,确定在馆藏中有谭平山创办的杂志《政衡》,中山大学也表示可以拍照。“估计拿给我们的是可以翻阅的影印本,纸张虽然有点黄黄的,但不脆,不过能找到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倪娜拿起相机拍下了影印本,任务顺利完成。

  前往各地探访的小组多少都有所收获,再加上2008年一批收藏家捐赠给纪念馆的党章等物,“兜了一圈,展品从原来的132件一下变成340多件,挺大的纪念馆又‘小’了。”

  大批史料运回纪念馆,如果没有好的展陈大纲,展示效果将大打折扣。早在2007年9月,静安区党史研究室和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反复琢磨新展陈方案的雏形。“新的展陈大纲,将一大和一大召开后一年内党的工作,作为二大召开的背景,完整详实地呈现给观众。”倪娜认为,与旧大纲相比,新大纲思路更清晰,来龙去脉说得更透彻,新增的“党的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国共合作”等内容,将二大与一大、三大有机结合了起来。

  为了确保大纲的严谨、准确与权威,“编大纲的同志很辛苦,天天泡在一大堆资料里面,完稿后又交给市委、中央两级党史研究室修改,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逐字逐词地推敲。”终于,2008年7月2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陈大纲》的批复中写道,“陈列大纲导向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党的二大,可以据此安排二大纪念馆布展工作。”

  “身”后的平民女校

  二大会址纪念馆主体建筑分为两排,临街一排是当初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址与纪念馆展厅,如果穿过第一排石库门,走进第二排老房子,便会发现此处别有洞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原址,就在二大会址的身后。

  如今的平民女校,进门是个用来简介学校历史的展厅,墙壁上挂了一圈史料展板和教员、学生们的照片。展厅左侧的房间被恢复成了当初女校教室的样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黑板下方是供教员坐着上课的桌椅,教员桌椅的面前则整齐摆着学生用的桌椅。

  之所以将平民女校纳入“二大”纪念馆,与女校创始人之一李达有关。1921年10月——彼时“一大”结束不久,“二大”尚未开始——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于是,李达便租借了住所旁的辅德里632号A作为校舍,每月50元租金全部由他用稿费支付。

  1922年2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筹办的名义正式开学,李达任校务主任,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当时对学校的定义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刊登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其办学宗旨,“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课程设置包括社会学、语文、英文、数学等多个科目。此外,还设有工作部,分手摇洋袜组、毛衣勾结组和缝衣做鞋组等,学生每天均半日做工、半日读书。

  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女校仅开办了8个月便宣布停办,部分学生后转入上海大学或上大附中继续学习。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女校前后共培养了3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笔。

  目前,作为二大会址纪念馆的一部分,纪念馆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发掘女校原址的“潜能”。纪念馆副馆长杨嫣介绍说,有员工提出,应继续发挥女校“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精神,“在保留女校形式的基础上,在校内举办女性沙龙,讨论新时期女性议题。”目前正在策划的议题包括,成熟职场女性应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职场新女性如何尽快适应社会等。“女性沙龙的设想是今年3月底刚提出的,明年妇女节前后可能会实施。”

  一切为了保护“圣地”

  “当初建造延安路高架动迁时,负责拆迁的施工队不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两排老房子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推土机都已经推到房屋西北角,眼看革命圣地就要被推平……”正说到要紧地方,记者身边这位个子不高、始终笑眯眯的“中年人”突然停了下来,慢慢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水,“还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报告,工程被紧急叫停,革命‘圣地’得以保存。”

  “从2000年开始,我就在纪念馆这两排房子里上班,参与保护这块旧址。最初在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退休之后在二大纪念馆担任学术顾问。”与记者并排坐着,看起来并不显老的王志明说,“这两排房子从盖好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以前90年的事我说不好,但最近10年,我却是亲眼看着这两排革命‘宝贝’是怎么保存下来并得以继续发展的。”

  防火、防雷、防蚁、防鼠

  大约在2000年下半年,时任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志明与同事一道,搬进了如今纪念馆所在的这两排老房子。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原来房屋里面的住户因为市政动迁刚搬走不久。”王志明回忆说,虽然被改造成了办公室和档案馆的库房,但昔日“72家房客”密集的生活痕迹依旧清晰可辨。而由于从1916年开始便不间断地被当做民居使用,“虽然之前的住户对老房子保护得还不错,但房龄实在太老,到2000年时,这里已经看起来颇为老旧了。”

  从2000年至2008年,这两排老房子一直是静安区档案局、区委党史研究室、区方志办等几个部门合署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好几个单位,当时这里的办公用地非常紧张。”地方已经不宽敞,部分区域,譬如李达以前的寓所和平民女校旧址,还因为具有历史价值被划作“保护区”,准备根据李达和他夫人的回忆恢复原样后对外开放。好在,当时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自觉,“走路时都留着心,小心保护革命遗址。”

  按王志明的说法,在老房子里上班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脑子里始终要绷紧“防灾”的弦。“首先要防火,这里当时又是革命圣地又是档案保存单位,万一着火,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早在10年前,两排老房子里就已明文规定实行严格的全面禁烟,对各类可能引起火灾的电器也有极严格的使用规定。此外,为了防止雷击破坏建筑、引发火灾,2005年左右,区档案局还特意请来专业施工队,为这两排并不高的房屋加装了避雷装置。

  除了防火、防雷,当时还特别提防两种小动物:白蚁与老鼠。幸运的是,在历次“拉网式”搜索中,基本没有遇到稍有些规模的白蚁聚集,但房屋附近的老鼠不少。“大概因为是旧居民区的关系,以前附近老鼠特别多,而且还特别大。”为了对付鼠患,静安区防疫部门的专业灭鼠队被请进了老房子,设好“陷阱”等老鼠们自投罗网。王志明说他就曾亲眼看到一张粘鼠纸上粘住一只大约有成年男子两个拳头大的老鼠在“吱吱”乱叫。“一开始抓老鼠的人来得很勤,后来老鼠慢慢被基本抓光了,他们来的间隔时间也长些了。”

  而在这段时间里,两排老房子自身的维修工作,也交由专门的修建公司打理。“公司的人定期来检查房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后来这种定期的检查、修理基本被常规化、制度化了。”

  一般而言,文物修复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但在这段时间里,两排老房子中只有外立面、李达的寓所以及平民女校原址这三处地方在日常维修中坚持完全的“修旧如旧”,而其他区域则因为要作为办公室或是存放档案的库房,需要兼顾工作的需要,作了改动。

  “开门十件事”与“一年两小修”

  在2008年的改扩建中,与纪念馆合署办公的单位悉数搬出,两排老房子全部变成了纪念馆用地,“终于可以按照保存的房屋图纸,实现全面‘修旧如旧’了。”

  王志明告诉记者,“比如位于李达寓所东西两边的房子,以前是档案局存放档案的库房,当初为了存档的需要,对房屋进行了加固,在房间内部加装了不少柱子,而这些柱子都随着档案局的‘撤离’统统被拆掉。目前,这两排老房子,除了因为展览的需要做了少量改动之外,在结构上,与1916年刚建成的时候几乎一样。”

  如今,对纪念馆的维护已成了场馆日常运作重要的一部分。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朱胤说,普通人家讲究的是“开门七件事”,可到了纪念馆这里,就变成了“开门十件事”。“保安、保洁、保绿、水电、电脑电子设备、空调、建筑、消防和技防,还有就是信息安全。”中气十足的朱胤说,“只要开一天馆,这十件事情就必须保证并保持‘畅通无阻’,只有这十个方面全部达标,纪念馆的日常工作才能规范,才能保证场馆的有序开放。”

  纪念馆将“十件事”全部外包给了相应的专业单位负责,但纪念馆也不是“甩手掌柜”,而是牢牢抓住定标准、检查、考核等几个方面,并一直保持书面记录。

  此外,除了“十件事”这样的日常维护,纪念馆还在近年来摸索出一套专门针对“重要节点、重要活动、重要接待”的应急保障机制。

  根据应急预案,当遇到以上“三个重要”时,诸如电力、照明等设施的相关维护人员将提前一天进馆,进行突击强化检修、维护。而如果遇到特别重要的活动、接待等,有关维护人员则不仅要提前一天进馆维护,活动当天也需要“驻馆维护”,提供现场保障。“技术人员哪儿都不去,就待在场馆里,万一有问题马上顶上去。”朱胤笑着说,“经过几次实践我们发现,搞活动时只要有技术人员在场,连设备都变‘乖’了。”

  据朱胤介绍,目前针对纪念馆的场馆、建筑物等硬件设施,主要实行“定期维护与应急报修相结合”的办法。

  “目前,对于应急报修,我们要求维修单位要在12至24小时内响应。而以建筑物为主的物业维修,包括外立面修缮、下水道疏通等,则一般在每年的3月和9月进行。此外,每过几年,我们还会向区里申请专项经费,对纪念馆进行局部大修。去年世博前夕,我们就对纪念馆的木门、木窗和外墙进行了‘专项大修’。”说起对纪念馆所在的这两排建筑物的保护力度,朱胤显得很自信,“一般老建筑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我们则是‘一年两小修,三年一大修’,这样更有把握把我们脚下的这块革命圣地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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