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召开。箭头所指作报告者为毛泽东。
苏区工农检察部控告局设置的控告箱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征之路。
1934年的这次挫折，“左”倾错误是被广为认知的诱因，这是中共自我检讨、严格对待自我的表现。除此之外，如果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尤其从力量对比这样一个决定性因素观察，这样的挫折其实也有其历史运行的内在脉络。
内外宽松 国民党放手围剿
第五次“围剿”期间，南京政府获得了前几次“围剿”所未有的相对良好的内外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九·一八事变”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1931年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红军由此抓住机会，予国民党军以痛击。第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首先是因为红军在战场上击败国民党军，这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围剿”的最终走向。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控制权。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相对宽松、稳定的内外环境，也给了蒋介石从容展布的条件，使其得以全力推动持久消耗和碉堡封锁战略。空间、时间、资源是蒋介石展开第五次“围剿”的三个关键词。
补白
国家银行20万“起家”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国家银行开始营业的资本为一百万元，由国库预算案内拨付。不过实际上，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时并未筹足这个数目。据《共和国之根》记载，银行成立时仅有从中央财政部接收过来的现金20万元，直到红军东路军入闽攻打漳州时，才筹齐100万的资本金。
《国家银行储蓄存款暂行章程》中，规定了存款利率,定期存款依期限分为5种：存款3个月以上月利八厘五，6个月以上月利九厘五，一年以上月利一分零五，2年以上月利1分1厘，3年以上月利1分3厘。 本报记者 吴楠
补白
“送款员”变身军事顾问
1933年9月25日，一个被后世称作“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人到达中央苏区，他就是李德，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苦难辉煌》中，记述了李德的来龙去脉。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德国共产党员，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不久，刚刚进入苏军总参谋部的布劳恩，就被派遣来华。
不过布劳恩来华的身份，并非担任“军事顾问”，而是携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的资金，做一名秘密“送款员”。布劳恩出色地完成了送款任务，可是他又为何成为了“军事顾问”？
帮助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是布劳恩的故友——博古。这位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与布劳恩在莫斯科相识，有军事学院背景的布劳恩，似乎正可弥补博古的弱项。于是，博古通过共产国际请求派布劳恩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对此，共产国际的答复则是：“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则看似含糊的答复，其实已蕴含了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的暗示。
然而当化名李德的布劳恩抵达苏区时，他却被博古介绍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名既不专业也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军事顾问”，就这样逐渐掌握了红军的最高作战指挥大权，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本报记者 吴楠
主要参考文献
陈勉哉：《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江西文史资料》第3辑
陈毅：《八一起义》、《陈毅资料选》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9册
《毛泽东选集》第1卷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邓小平文选》第1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刘长风：《苏维埃女工的话》、《红色中华》第15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