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是大学者钱穆的最后学历
□张建安
初小三年级时，钱穆因作文优秀，被老师奖励了一本《修学篇》的书籍。此书由日本人所著，蒋百里翻译，集中记述了数十位英法等国不经学校而通过自学成才的名学者。这些人的苦学历程感染着钱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钱穆中学毕业就再没有机会到大学深造，他以《修学篇》中的人物为榜样，走上了另一条艰苦自学的道路。
钱穆18岁中学毕业后即担任小学教师，从此一意自学。他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必修的四书五经着手，温故知新，由浅入深，逐步拓宽，渐臻佳境。他晚年曾这样回忆：“前在私塾时，四书仅读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此下即未读。念当读完《孟子》，再续及五经。一九一二年之元旦，余即一人在又新小学闭门读《孟子》……自限半日读《梁惠王章句》上，至能全体背诵始归家午膳。午后又新闭户读《梁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读毕《孟子》七篇。”这便是钱穆刻苦自学之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孟子》一书读懂并能全部背诵。
钱穆自有了自学成才的念头后，十年半的乡教生涯也是他的自学苦读生涯。而从广义上，从此以后，他的一生均与自学苦读密切相关。同时，又因为钱穆读书乐在其中，所以坐冷板凳的“苦读”却又伴随着无穷的乐趣。
他最先在秦家渠三兼小学任教，一人兼任国文、算术、史地、体育、音乐等课程，每周授课36小时。钱穆教学与住宿均在学校。放学后，一幢空荡荡的大楼内只剩下三个人。楼外即是一片荒园，有两百左右老树，枝叶蔽天。到了晚上，周围变得更加安静，只能听到乌鸦在大树上鸣叫，整个世界则更显空寂。钱穆入夜难眠，于是取来《昭明文选》，躺在床上阅读，直到非常疲倦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睡着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月。可以说，这时的苦读是钱穆应对不良环境的最好方式。久而久之，不良的环境已变成读书的好环境，而钱穆则在读书中获益无穷。
1913年，钱穆转为鸿模小学教师。此时，他仍然常以未能进大学读书为憾，见报纸上登载了北京大学招生广告，遂再次动了考大学的念头。按照招生要求，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钱穆于是购求此书阅读。钱穆又获知夏曾佑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北大的读本，于是也勤奋地阅读此书。读此二书，本为钱穆想入大学而做准备，但钱穆并未入学，反而在此二书中读出许多乐趣。他读《文史通义》时达到了“形于梦寐间”的程度。有一天，他竟然梦见自己进入一藏书楼，楼内所藏均为章学诚的书，而且有些著作是世人从未见过的。此梦也特奇怪。钱穆在二十年后，果然见到了世人未见的章学诚著作。而《中国历史教科书》则使钱穆收获更大。钱穆自称：“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如三皇五帝，夏氏备列经学上今古文传说各别。余之知经学有今古文之别，始此。一时学校同时闻余言三皇五帝有相传异名之说，闻所未闻，皆惊叹余之渊博。实不知余之本夏氏书也。又余读夏书第一册，书末详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而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虽不明夏氏用意，然余此后读史籍，知诸表之重要，则始此。及十年后，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亦不可谓最先影响不受自夏氏。”这里提到的《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期的代表作，正是因为这一著作，钱穆进入学术名家的行列；也正是因了此书，钱穆进入大学讲学，从而为一生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1914年，钱穆任教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同时仍在鸿模小学兼课，所以必须在每周往返于两校。两校之间有许多湖泊相隔，钱穆乘船在湖水上穿梭。许多年后，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船后的情景：“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眼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自修苦学的过程也是自我摸索的过程，否则无法进步。有一天，钱穆于深夜醒来，见月光照床，分外清幽。钱穆的思绪还在学问上。他的一只脚接触到蚊帐外的墙壁，脑中灵光一闪，“臂与壁皆形声字。辟属声，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似皆有‘旁’义。如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悬身旁。嬖，乃旁疾非正病。躄，乃两足不正常，分开两旁，盘散而行。劈，乃刀劈物分两旁。如是凡辟声皆有义，此即宋人所谓右文也”。想到这些，钱穆兴奋得不得了，不再睡觉，并举一反三，一连想到了十数例形声字。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国文课，钱穆不讲课文，而是讲起了昨晚的收获。讲完以后，印象更深，思考得更多。
自学者，因没有老师的指导，也许会走许多弯路，这是自学的缺陷。但自学也有自学的好处，因一切都需靠自己摸索、自己感悟，所以一旦学成，则独立性强、创造力强，生命力持久。
自学成才者往往不会拘囿于门户之见，对于他人的成绩能够择善而从，对于权威的学说却也并不盲从，而是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取舍。钱穆便有这样的特点，他会从一位学友的言语中悟到“读《论语》，知当逐字逐句反己从日常生活中求体会”。但同时在很早的时候就对程朱所定的《四书》顺序持怀疑态度。而在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新学问成为时代主潮流的时候，钱穆虽然每日以报章、杂志为先导，也曾学写新诗，但经过实践与思考后，对此有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这种态度，在许多人看来未必正确，钱穆却因有了这种态度，乃勤奋攻读中国古代典籍，先是四书五经，然后是《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再及《马氏文通》、《六祖坛经》等书，如此经年积累，加以研读，加以苦思，终于获知古人学术的源流，有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从而撰写出《论语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鸿篇巨制，使自己最终登上一流的学术殿堂，成为世人钦慕的国学大师。
自修苦读的经历，成为钱穆一生最重要的部分，钱穆对此深感于心。他曾十分深情地回顾这段经历：
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当然，从客观的角度看，如果能从师研究，当然比自学效果更佳，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成材率也高得很多。所以，钱穆对学生如是说：“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青年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不过我一直仍认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