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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上海因素:革命书刊源源不断流入内地

2011年09月02日 11:38 来源:解放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辛亥革命的上海因素:革命书刊源源不断流入内地
辛亥鼎革之际的上海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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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月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回望百年前那场艰辛、曲折、沉重,而又波澜壮阔的革命,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它所燃起的革命烈火,在沉睡中国的暗夜中,多么炽烈,多么耀眼。

  辛亥革命,烙印着哪些上海因素?上海在其中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教授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撰写此文,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

  ■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上海这座城市的作用异乎寻常。约略说来,可分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舆论基地。

  辛亥革命的成功靠两条,一是武力暴动,一是舆论宣传。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清末进行革命宣传的地方主要有三,在海外是东京与南洋,在国内则是上海。就革命报刊而论,在东京有《民报》、《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河南》、《洞庭波》等,在南洋有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马来西亚的《槟城日报》、《光华日报》。在国内,唯有上海。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先后有《苏报》、《国民日日报》、《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十多种。东京、南洋的革命报刊虽然言辞激烈,但远离中国本土,对中国内地的影响远不能与上海的相比。

  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革命书刊的传播,但对上海租界束手无策。上海不但出版革命报刊,且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亦为海外革命书刊流入内地的中转站。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是1899年阅读了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卢梭的《民约通义》,此书是1898年由上海同文书局刻印出版、同年在长沙出售的。邹容的《革命军》是在上海出版的,1903年苏报案以后虽然遭到查禁,但越禁越热销,不到十年间,先后被摹印二十多版,行销一百一十多万册。

  上海的革命书刊之所以能持续出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租界的存在。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实行中立开始,上海租界逐渐变成中国政治版图上的孤岛,清政府无法对这里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清廷官员、军队不能随便经过,华捕不能随便入内抓人。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是从反对清政府角度看,恰恰是在清朝专制的格局中,出现一道缝隙,形成了一块统治薄弱地带。

  维新派、革命派都看到了这一特点,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脱逃海外,黄遵宪避过了清廷的缉拿,经元善在这里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己亥建储”,唐才常等在愚园举行旨在推翻慈禧太后统治的中国国会,都是利用了租界这一特殊缝隙。 20世纪初年,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学社,组织军国民教育会,经常在张园集会演说,将《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办成革命喉舌,也都是利用了这一特殊缝隙。

  尽管在1903年“苏报案”以后,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国革命舆论基地,是宣传革命比较安全的场所。于右任等人在《民呼日报》放胆攻击清廷,遭禁以后,续办《民吁日报》,“吁”与“呼”只差两点。 《民吁日报》遭禁后,再办《民立报》。这种魔术般的变换,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应付租界当局,还不如说是租界当局在应付清政府。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在国内无处可比。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民立报》成为报道前线战况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民军的喉舌。它及时报道各地响应起义的情况,阐明反清起义的正义性,向人民介绍革命党的政策,说明革命党人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革命党在湖北起义以后,武汉三镇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革命党领导的国民军“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它刊载的《中国革命宣言书》,揭露清朝统治者种种暴行,号召人们同仇敌忾,奋起革命,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 《民立报》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受到《民立报》的影响。

  ■上海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从全国大局出发、具有明确的支援武汉的性质

  其二,领导中枢。

  清末革命指挥据点在国外为东京,国内为上海。中国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指挥中枢也设在那里。到1909、1910年,由于多种原因,东京同盟会总部对革命的领导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得到同盟会的领导,而孙中山等人此前发动起义的地点多在两广、云南边境,对长江流域注意不够。于是,建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统一机构的问题,十分现实地提了出来。

  1911年7月31日,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领导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与会者有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谭人凤等33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及《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两天后再举行会议,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其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指挥机关就设在上海,谭人凤等坐镇上海。他们确定了首先在湖北省城发动起义、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相继派人到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联络组织,运动新军,策划起义。正是有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正确部署,才在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其三,独支危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先是湖南、陕西、江西响应,宣告独立,随后山西、云南跟上,再后是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等省群起独立。各地的起义,对于武昌起义来说,都是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最为得力的是上海。武昌起义以后,在清军强大攻势下,民军渐渐力不从心,到11月2日,汉口失守。就在这时,上海起义成功,连带着江浙起义成功,这对于革命士气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1月27日,汉阳失守。此后没几天,在上海等地民军合力攻击下,南京光复,这又冲荡了因汉阳失守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时上海已是拥有13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是国际上著名的通商巨埠,中外瞩目。上海起义成功,对于支持武昌民军,对于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上海又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它的起义成功,不但阻止了江南制造局军火运往湖北清军,而且使这些军火为民军所用,这对于增强民军力量、削弱清军力量具有直接的影响。上海是长江门户,它的起义成功,直接阻止了清廷海军西援,减轻了武昌民军的压力。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它的起义,引发了江浙的连锁起义。苏州、杭州的独立,南京的光复,都与上海有直接关系。上海起义成功后,上海民军组织沪军敢死队、吴淞军政府组织光复军,与来自浙江的民军,组建江浙联军,援助南京民军,很快攻克了南京。

  特别要指出的是,按照陈其美等人事先拟定的起义方案,是南京、杭州先动,上海再动,这一方案是从沪、宁、杭三城市地理情况出发的,合乎用兵之道。但是,到了10月底11月初,忽然传来消息:清廷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泊吴淞口,运江南制造局所造枪械以济汉口清军。汉口方面致信上海同盟会员,告以亟盼上海等地响应,以绝清廷海军后援。 11月1日晚,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上海先动、苏杭响应,代替先前的方案。所以,上海起义从一开始就是从全国大局出发、具有明确的支援武汉的性质。

  ■工商业者踊跃参加、支持革命,是上海起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鲜明特点

  其四,经济支柱。

  工商业者踊跃参加、支持革命,是上海起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鲜明特点。对于武装起义来说,军事力量的动员,军队秩序的维持,起义胜利后革命政权运作,都需要巨额经费。上海工商业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平书曾向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北等各路民军,发给每人七天伙食费一元,共发一千多元。上海起义后军警费用,均由李平书筹措。沈缦云为革命政权贷款三十多万两白银。富商朱葆三在继沈缦云担任财政总长以后,为新政权向上海商人借款十万五千两白银,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三十万两白银。上海商界为新政权提供了大量捐款和税收。

  其五,第三空间。

  在南北议和中,上海成为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地点。1911年11月底,清军攻陷汉阳,武汉军政府处于不利地位。已经占据上风的袁世凯提议南北议和,即南方革命军与北方清军议和。议和的地点,既不能在北京,也不宜在武汉,几经磋商,最后双方同意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议和从12月18日开始,参加者除了南北双方代表,还有英、美、日、俄、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地点是工部局市政厅,旧址在今南京路。这一地点的选择,既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即上海租界处于不南不北的第三空间。这与上海租界在历次中国内乱中保持中立的传统有关。

  正式议和之前,有些准备工作是在汉口英租界进行的,但那里距离武汉军政府太近,不适合作为议和地点。最妙的是,由于五方杂处,留寓上海的各色人等皆有,既有革命党,有顽固派,还有两面兼通、左右逢源的人物,赵凤昌就是典型。一方面,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关系很深,通过张謇,又与袁世凯那里搭上了关系;另一方面,他又与陈其美等人有所联系。这样,赵凤昌在南阳路的寓所,颇类似于租界中的租界,成了南北两派私底下沟通信息的特殊地点。议和时,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北方总代表唐绍仪,有事并不是两人直接交换意见,而是通过赵凤昌。参加和议的冯耿光回忆:

  (每次北京方面有电报来),唐看过电报,往往就去打个电话,我们总以为是找伍廷芳商量,却不料是找赵凤昌。有一天,区(电报员)翻译出一件北京拍来的密电,照例递给唐看,唐看过很兴奋,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头说一头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谈得有说有笑,很融洽。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 ”他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

  ■孙中山说,上海起义是对武昌起义之“响应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

  其六,减压活阀。

  改朝换代之际,君臣之义对于旧臣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历史能提供的选择有三:一是忠于朝廷,战死疆场,以身殉国;二是逃亡外国;三是认同、顺从革命宗旨。第一、第二种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殊非易事。第三种选择,要分两种情况,一是真诚拥护革命共和,那在转变时内心没有痛苦;二是并不拥护革命、共和,而仅作权宜之计。后一种情况,对于饱读经书、一向以仁义道德律己责人的士大夫来说,会带来极大的内心痛苦。既属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权直接管辖的租界的存在,为那些既不愿以身殉国、也无法逃亡外国、又不拥护革命共和的清廷士大夫,提供了另外一种存在空间:到租界做遗老。那时对清朝旧臣有吸引力的主要有三个地方,即上海、天津、青岛。黄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岛。流寓上海租界的遗老比较知名的有:前安徽巡抚冯煦、大官僚盛宣怀、福建学政秦绶章、军机大臣瞿鸿禨、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吏部主事陈三立、广东布政使胡湘林、直隶总督陈夔龙、贵州巡抚沈瑜庆、湖南布政使郑孝胥、云南按察使秦树声。

  租界作为特殊的政治空间,在辛亥革命以前,早已为清廷官员所认知,也为他们的退却预留了后路。不少官员,在革命风声吃紧之时,就已将家小安排到租界,将财富转移到租界。比如,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一爆发,上海地方官员根本没有作任何抵抗,就纷纷避入租界,上海道台刘燕翼逃入位于租界内的洋务局,上海县知县田宝荣也躲进了租界。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是李鸿章的外甥, 11月3日,当陈其美指挥民军向制造局发起进攻时,制造局虽然弹药充足,守军精干,但他在开始时便关照守军不要真的开枪抵抗,而是对空放枪,这使得民军伤亡不那么严重。当陈其美被捉进去以后,他仅将陈其美捆绑在屋里,并未致其于死地。民军攻克制造局之前,张楚宝已偕亲信乘事先备好的小轮船逃入上海租界,后来逃往青岛。租界的存在,为清廷一部分官员留下了比较安全的后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拼死抵抗的压力,为革命成功创造了条件。

  上述六个方面,舆论基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领导中枢,为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的爆发提供了正确的战略部署;独支危局,使得革命起义大业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经济支柱,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第三空间,为南北和谈提供了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空间,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方便;减压活阀,为减轻清朝对革命的抵抗提供了特殊的机制。这是上海在辛亥革命中与其他省市特别不一样的关键所在。

  对于上海起义,孙中山评价很高,认为其意义仅次于武昌起义,是对武昌起义之 “响应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参与起义领导的李平书说:“上海光复,为响应武昌首义之第一声,亦可云次义”。清朝遗老恽毓鼎说,清廷之亡实质是亡于上海:“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三人身份不一样,表述方式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即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独特、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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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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