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北京，黄绍强走在街头，与他迎面错过的路人都脚步匆匆，没有人知道他就是辛亥名人黄兴的孙子，黄绍强开着玩笑调侃自己：“套用一个说法，我们可是民国的太子党，呵呵。我们黄家一家人，有一半留在了大陆，另外一半或者去了台湾，或者留在海外，我们家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如今的黄绍强是历史画名家，不久前他刚刚创作完成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艺术展》。
革命摇篮里长大
童年全无祖父痕迹
虽然是黄兴的孙子，但是连黄绍强的父亲都未曾与黄兴谋面，黄绍强更是在延安出生的“红小鬼”，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完全没有祖父的痕迹。
“我父亲是祖父的遗腹子，他的人生轨迹只有一点与祖父类似，就是都曾留日。父亲留日的时候正是日本开始侵华之前，他在日本参加反侵略的活动被日本警方拘捕，最后是我祖父的日本朋友把他救了出来。回国后，父亲就到了延安。”
黄绍强在延安上的托儿所。托儿所的名字他记忆犹新，“就叫洛杉矶托儿所，因为那是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华侨为了支援中国抗日而捐助的物资，通过宋庆龄转送到了延安，为了感谢他们，我们整个托儿所的名字就以洛杉矶为名。”
5岁的黄绍强在托儿所里，经历了胡宗南进攻延安、转战陕北以及进入北平等一系列大事件。“我们的托儿所其实算是中央保育院。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我就在中央保育院里。你知道谢晋导演拍的电影《啊!摇篮》吧？原型就是我们保育院里的人。我们跟着中央一块儿撤出延安，两年后又一块儿从西柏坡坐着大卡车到北京城，当时应该是1949年1月。”
祖父曾经就是照片里的大胡子
看起来很威武
到了北京之后，黄绍强进了中直机关育英小学读书，林彪、彭雪枫、陈赓、肖劲光的孩子都是他的同学。那时候，他完全是一个在北海上、白塔边长大的少年。说到那时的生活，黄绍强连连感慨：“印象太深了！”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安排孩子们春游都是去西山，还让孩子们在学校周边种花生，到合作社的苗圃里种向日葵，“我们那时候的合作社应该在罗道庄，从复兴路走过去，路边全是毛白杨。有时候学校还会安排我们去慰问劳动模范，每次一出校门出去活动，我都觉得快活极了。”
除了丰富的学校生活之外，课余时间的玩耍也是黄绍强难忘的经历。那时候，他跟着父母住在国会街26号的新华社大院里。回忆起少年时代，黄绍强满脸都是幸福：“大院里的大礼堂是当年开会的地方，后来经常放电影，我们一帮小孩都是翻墙跳窗地溜进去蹭票看戏；后面的仁义楼、礼智楼有图书馆，可以随便进去看书。那时候不知道楼的名字来源，我们都把那个楼叫成‘李子楼’，一大帮小孩在大院里呼啸玩闹，每天都开心得不得了，看的什么电影、听的什么京戏全都忘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少年时代的生活至今让黄绍强怀念并常常回味，而与这些鲜亮的生活相比，祖父黄兴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是历史课上老师口中的一个名字，虽然血统上一脉相承，但是却遥远而陌生。“小学的时候，到了纪念辛亥革命活动的时候，学生们都会一起去看展览。我只知道展览中照片上的那个大胡子就是我爷爷，我心里会想‘看起来很威武呀’，然后就没有其他感觉了。”
以历史画为业
传承黄氏家训
嬉闹的童年眨眼即过，在“百草园”里，黄绍强也慢慢喜欢上了绘画，在美院附中毕业后，进入革博工作。“那时，我开始给很多大画家打下手，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李可染、李苦禅都曾经给老师们磨过墨、续过纸，这是学习老师技艺乃至人品的最好机会。在革博的那些年，那些书画大家们对我的世界观、艺术观、价值观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期间，舅公也断断续续给黄绍强讲述了他祖父黄兴的故事。“舅公见过祖父，他的讲述让祖父的形象在我心里逐渐丰满，不再仅仅是一个照片上的人物了。家人也慢慢告诉我，我的名字其实也来源于祖父，祖父的号为‘克强’，我叫绍强，绍在中文中有‘传承、继承、延续’的意思，我的名字里带着家人对我的期望、对祖父的尊敬和想念。”
在家庭渊源和工作经历的双重影响下，黄绍强选择了历史画创作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改革开放后，黄绍强是出国浪潮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就像《北京人在纽约》中描述的，人家是怀揣40美元到美国，我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身上只有35美元。”
在那个他自称是“为生存而打拼”的时间段里，黄绍强回忆起来还颇有些自豪：“什么工作都做过，最多的还是在街头给人画像，有人觉得街头画像跟要饭似的，特别丢脸，可是我觉得完全是一种锻炼，有什么好丢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一点一点画出来的。在街头画画其实对于提高观察能力特别有用，我经常给自己打气：别人要画画得花钱请模特，我这儿不光免费练手，人家模特还得给我钱，多合适！”
经过多年奋斗，黄绍强如今已经可以专心进行创作，而不需要再靠其他工作来维持生活了。“富贵是说不上的，但是生活过得去就行，我不想多享受什么，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在创作上有所发展，能有好作品，能留下点儿东西来。”能够看得淡看得透，黄绍强觉得与祖父的影响有关。从黄兴而来的黄家家训只有4个字，“笃实，无我”，黄绍强理解为：“踏实做事，老实做人，祖父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就是要心态平和。不管做什么，都应该坚持学习，坚持探索，不需要成名成家，可是得有使命感，得有事业心。”
本报记者 周明杰 谷多 摄
角儿
大总统秘书
朱芾煌
采访黄绍强是在他的好友、美院附中同学朱建华家中。巧合的是，这两位因画结缘的朋友的祖辈，当初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联手革命的志士同仁。朱建华的祖父名为朱芾煌，也是同盟会会员，是促成南北和谈的幕后人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颁发的第一号委任状，就是委任朱芾煌为总统府秘书员。
“祖父为人低调，他一直拒绝写回忆录，他为革命做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朱建华告诉记者，祖父朱芾煌16岁即中秀才，1905年赴上海，次年加入了中国公学，和胡适等人同班。后来公学经费困难，很多同学被摊派到各省募捐。朱芾煌被派至了河南，由此结识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两人一见如故。1909年，朱芾煌东渡日本留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打响后，朱芾煌立即从东京返国，执行同盟会高层旨意，做袁世凯的反正工作。他利用与袁克定的私交，取得了袁克定的亲笔书信，获得了前往河南面见袁世凯的机会。在朱芾煌等人的影响下，袁世凯逐渐改变了态度，一步步走上了与革命党人合作的道路，朱芾煌也成为双方秘密沟通的渠道。当孙中山回国后，对朱芾煌非常嘉许，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四天，就颁发了第一号委任状，任命朱芾煌为总统府秘书员。
从四川江津走出来的朱芾煌此时还与吴玉章共同发起了留法俭学会、四川留法学会，鼓励、组织中国青年赴法留学，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等多人都受益于此。
在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后，朱芾煌谢绝官职，赴欧洲游学。此后，朱芾煌渐渐离开政治舞台，1921年开始隐居北京，潜心研究佛学，终成大家。
对于祖父颇具传奇的一生，朱建华深深感念：“历史应该有他的一笔，祖父的英名不应该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