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故居是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经常活动之地。
湖南巡抚衙门（今市青少年宫），辛亥反正后成为都督府。
今天蔡锷北路民主东街的湖南省总工会，原为谘议局，在此选举焦达峰作都督。
副都督陈作新被刺死在长沙北门外铁佛寺前（即今天长沙市外湘春街北二马路一带）。
谭延闿
焦达峰
整整100年前，1911年10月10日那个宁静的夜晚，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撕破巨变前夕的中国深夜，近300年历史的清王朝、近3000年的中华帝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时一道光束投射到12天后第一个接应武昌首义枪响的城市——长沙。
1911年10月22日上午8时，长沙城东北城墙外协操坪也响起起义的枪声，革命的新军握着步枪，兵分两路，从湘春门和小吴门分别攻进长沙城……
革命成功了，该谁来掌权
焦达峰，还是谭延闿？
1911年10月22日，上午10时，长沙城，贡院大街（今中山路）。
一队眼神明亮的新军士兵提着步枪，右臂系着白带子，步伐轻快地急行，并沿街喊话：“你们不要怕，不要在街上乱走，巡抚已逃，革命成功。”
这时，长沙街头反而涌出喜气洋洋的男女，他们抬头看到在湖南巡抚衙门（今市青少年宫）旗杆顶已升起两面高书“汉”字的白色大旗，有人忍不住拍手，有人放起鞭炮，很多居民“亦争裂白布或纸作小旗，书‘汉’字竖门前，虽人烟稀落之地，招展飘扬，俄顷已遍”。
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陶菊隐先生曾激动回忆长沙光复的那天：“新军占领抚台衙门，驱逐巡抚余诚格后，只杀了几个抗拒革命的官吏，省城秩序没有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彼此互道‘恭喜’，就像过新年和办喜事一样，没有人害怕杀头充军，只有极少反动官僚，逃往乡下避难。”
与此同时，100多张书有“湖南都督谭”的《安民告示》贴在繁华的街口，这是吴作霖的杰作。人们一看到《安民告示》中的“湖南都督谭”的“谭”字，马上就想到，这一定是闻名全国的“会元公”、曾任湖南谘议局议长、年仅31岁的谭延闿谭公子。
就在《安民告示》贴上长沙街头的同时，革命初步成功后的首场会议在谘议局寄宿舍召开，当年的谘议局，地址就是今天蔡锷北路民主东街的湖南省总工会。
革命成功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是确定湖南都督人选，即该谁来掌权？
长沙城内军学绅商并未到齐，入座者约二十人，会议召开后，焦达峰即宣言说：“吾在湘谋革命多年，当为正都督”，这时陈作新向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当副都督。作为革命党人，陈作新运动新军和巡防营起义，功劳亦大。
另一革命党人文斐即根据他们的话，挥动手中的毛笔，用红纸大书数字，粘贴在墙壁，上书：“正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全场以击掌的形式，“一致通过”。
立宪党人常治跳上讲台大喊：“都督是临时的。即请谭议长延闿讲话。”
谭延闿说：“今日我湖南革命成功，是一件大大的喜事，但革命是要打仗的，延闿是文人，关于打仗的事，自愧不懂。但今日是要维持秩序，保全治安。”
这时，长沙街头开始重新张贴《安民告示》，有市民发现，中午前所贴告示署名为“谭”，中午后所贴告示的姓变成“焦”了。
长沙城内舆论哗然，群相惊异，有人称革命党人焦达峰是“自为都督”，更多人还不知道从事“地下工作”的焦达峰究竟是何许人，从来没听说过。
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祯，借不满意焦达峰未经其同意调动该校学生军，率领全校学生到谘议局门前，高呼反对，一些军人随声附和，几至酿成哗变。
谭延闿出来讲话安抚说:“今非争都督时也，民军方在萌芽,天下之大，举义旗者,仅一二省,且改革政治以谋幸福，焦都督既举定,自以合力进行谋建国家为前提,某当与公等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而已。”于是“众军始靖”。
到底该革命党人的焦达峰、还是立宪派的谭延闿当都督，这涉及到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长沙起义，到底谁在革命，怎样革命，谁是主导者？这也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今天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乃汇集了各种势力之后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近代史研究专家黄克武语）。
25岁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借着辛亥革命吹来的好风，欲驾着湖南这艘充满朝气的大船破浪前行。不过焦达峰毕竟资历甚浅，“掌舵”也是个技术活，在具体执政过程中，焦达峰出现不少严重失误，甚至有些可能引起湖南革命的挫败。
当焦达峰和陈作新当了十天都督后，湖南发生军人哗变，五十标二营梅馨带兵将副都督陈作新刺死在长沙北门外铁佛寺前（即今天长沙市外湘春街北二马路一带），随即叛军又在都督府（今市青少年宫）中挟持焦达峰，并在地上用刺刀戮其背，“焦默无一语，殆真视死如归者矣”。
这时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从外面被“拥赴”到都督府，并且推为都督。谭延闿作揖打拱，称：“无论派我何事，均不敢辞，只不能做都督。”
“老革命”、同盟会会员谭人凤拔出刀子掷在案板上，厉声说：“今日之事，你干就干；你不干，刀是现在在这里。”
谭延闿继焦达峰之后，执掌了湖南政权。
焦达峰除了革命党首领身份外，还是“洪江会”会首之一。在长沙经历了辛亥之变的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对于焦达峰、陈作新之死这样评价：“两位哥老会的重要成员任都督和副都督，他们分别是焦达峰、陈作新”，“新都督和副都督当政不长。他们不是坏人，有些革命的意识，但他们很穷，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们对他们不满，没过几天，我去看一个朋友时，就看见他们横尸街头，谭延闿代表着湖南地主和军阀势力又组织了暴动推翻了他们。”
其实，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杀，谭延闿是否是主使，一直缺乏证据。
现在的史家倾向认为，杀焦达峰和陈作新，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倒是默许了。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焦达峰与梅馨之间的矛盾。焦达峰称，他个人的兵马有数千，而梅馨只有数百人，以十个对一个人，一定搞得赢。这句话可能使梅馨最终先下手为强。加之焦达峰的行政失当，可能有人在背后怂恿梅馨，梅不知不觉就当了他人的“猎狗”。
大招兵之后，就是大裁军
枪杆子为何变得沉甸甸？
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如果力量不够，抡不起枪杆子，沉甸甸的枪杆子，搞不好也会要砸到自己的脚上。
焦达峰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的都督，他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征兵，要去湖北武昌与清军打仗，史称“援鄂”，以保证革命的胜利。焦达峰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焦达峰起自草莽，且有令人不安的“会党”会首身份，当焦达峰坐上湖南都督的位子，就有人在衡阳一带扬言，现在湖南就是“我们洪家的天下”。
长沙市井传言，浏阳一带会党，闻听长沙起事、焦达峰居都督之位，群起招募劳军而来，意思是焦达峰借招兵之机，在改编扩大他的“黑道”组织。
时人记录说：“焦达峰日必委任十数人，至数十人，一时城中庙宇公所客栈，无不高悬招兵买马旗帜，车轿担役，流氓乞丐，皆相率投营当兵矣，无器械，无戎装，则皆高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是汉官威仪。若戏剧中之武伶装。自都督府以至市廛街巷，无处无之。”
本来应当是威仪之地的湖南最高行政办公场所的都督府，竟然“众如蚁附膻，日给饭至四百余席，无昼夜，流水浮埃，殆同一剧场，即都督亦不能与人有片晷之谈。府中所募学生军、国民军卫队、马弁等约三千人，无编制，秩序混乱，不可究诘。”
焦达峰在执政的十天内，一口气招募了6万人，编成4个师。这群临时招募的人马，实际上不了战场。援鄂的还是已经训练的前朝49标新军等。
在清朝，原有新军和旧巡防营在湘总共才数千人，现在辛亥革命推开长沙城门后，竟一下子在长沙城内冒出6万人的军马，可以想像革命后的湖南军政府军费开支的庞大，大批士兵要吃要喝要住要发饷，如不发饷，肯定闹饷，要兵变，为了保证他们不闹，就得保证军费。
而参与革命的有功之“伟人”或者想要招兵买马的人，据说，只要凭焦达峰的“条子”就可以支钱。而焦达峰推荐了一位姓黎的15岁的细伢子担任银行经理，黎满哥一就任，就“遽改大清银行为大汉银行”，“剪毁大清纸币无数，条示禁用，市面几乱”。
当时，在湖南，相当精明的陈家瓒充任财政科员，与陈文纬、李达璋清理大清银行湖南官钱局事务，而各军取饷纷扰无礼，支用过滥，最后竟迫使陈家瓒等人愤然辞职。
也许就这样，湖南财政在焦达峰手中，可能达到几乎要破产的境地。估计这也是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被推上前台的另一原因。
当焦达峰、陈作新死难，谭延闿当上湖南都督，谭幕僚提醒说：“军兴，各省皆患兵多，然未有若湘省之复杂者。焦达峰旬日募兵号称6万。谭延闿承之，势如散沙，或且怀异志，为焦复仇，防溃治棼，稍纵即逝。其在整兵北伐时，事势之困难，固矣。民国初成，将骄兵肆，人人自诩有功，拥兵自固，省城及附郭滋扰，日有所闻，官长禁止，兵辄曰：中华民国之湖南，吾兵等所造成也，官长何功焉？”
在骄兵悍将虎狼成群的旧军队，趁南北议和之机谭延闿即展开大裁军，5万多招募士兵退伍，剩一千人。
在裁军过程中，桂军一位湘籍旅长赵恒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赵恒惕所部16族，从广西出发，参加民军，投入保卫南京战斗。南北议和后，赵恒惕假道湖南返回广西。谭延闿即借赵力以退湘军。1912年十月，湖南大裁军初步遣散结束，仍留赵恒惕一旅于省城长沙，以资控驭。赵恒惕后成为湖南省著名执政者。
即使是退伍兵，也给长沙制造了不少治安事件。当时长沙妇孺相传的一句民谣是：“昔年怕丘八，而今怕丘三。”丘八合起来是“兵”字。丘三则八减三指退伍（五）兵。退伍兵自认是创建民国的功臣，以“准伟人”、“活烈士”自称，屡思暴动，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写到，毛泽东的住宿地长沙新安里原湘乡会馆也被散兵游勇占据，退伍的湘乡人和学生常发生冲突，“一天晚上，双方之间的敌意竟引发了一场暴力冲突，士兵们攻击并想杀死学生。我（指毛泽东）逃到厕所里，一直躲到械斗结束才出来。”
铁腕筹饷，还是增发货币
该怎样管好钱袋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是一项十分耗钱的事情，尤其当军费膨胀时。
新军夺下长沙城后，军饷不知到哪里获得，宁乡革命党人周震鳞于举义后半个月进入长沙，自任筹饷之责。周震鳞编写富户名单，定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万两银子。凡筹饷，周震鳞带员下乡，走街串巷，勒兵捕人，后至者即击以铁链。他说他就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虽鸡犬亦不得宁焉”。周震鳞曾说：“有史以来，两大快事，秦始皇焚书，白起坑降卒。吾破富家悭牢，可并而为三矣。”曾国藩、左宗棠的后人处，均有过骚扰。
不过，当开始裁军时，谭延闿对于湖南财政有了信心，即令撤销筹饷局，而周震鳞却称尚未征遍所有富户。谭延闿坚决要求废止强索，他称，凡未征到钱的富户，可新采取公债票形式。
这时谭延闿使用了“工于心计”的陈炳焕帮他收税。陈炳焕认为，湘省谷米，因鉴于1910年因荒馑而发生的抢米风潮，下令遏粜。现在反正了，与其让湘鄂奸商恒假借鄂政府各机关护照来湘采购，不如与黎元洪约定鄂汉各军需米，均由湖南粮台按给。陈炳焕勇于公家之务，劳怨不避。当财政司长时，所设军米专卖局，凡各军需粮，以价银交付沪汉之湖南分行。电报到达湖南，由司委员解送。每石于价银约三两外，加抽军饷一两。既免各地委员来湘之烦，又得到米价低廉之便。陈炳焕的此法使鄂汉宁沪及福州、广州皆相继来长沙买米。而公家收入达200余万钱。
过去，湘茶开市，由各商人于春二月间，先从钱号或商钱局借制钱票入山采运，至汉售卖后，还本于钱号。钱号到秋间，始设庄于茶山，兑收钱票，获利甚厚。辛亥革命爆发后，茶商对于湖南安化等地的茶山均裹足不前，于是安化等山茶户代表来省，请公家提倡，陈炳焕乃令湖南银行派员自入山采买。设庄四处，于是茶商始各踊跃。而汉口茶价陡落，颇有丧失。
后谭延闿经营湖南，竟有余力接济包括黄兴在内的各路革命党领袖辖地，湖南的米、茶及财政为革命事业作出相当贡献。
饭馆子和妓院
商业的繁华还是道德的倒退？
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过，长沙城市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成为废墟和衰落之地，商业反倒异常繁华。
因未经战祸，且保持了治安的相当安定，当时省城长沙城内，“军队如云，学子政客，风起云涌，国会选举，麋集省会，不啻为商业上增一大销场，昔人谓巴黎革命后，奢侈日增，观于近日湖南酒楼、女闾、剧园、洋货、绸缎，凡足供人消耗者，较清之季世，殆过十百倍，然社会愈奢靡，货殖虽愈阗溢，而其隐隐亦遂不可救药矣。”（唐乾一《湘事录》）
陶菊隐则说，前清时期，官员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可以把酒席叫到家里来吃，但是不能公开地上馆子。在清代，长沙最著名菜馆如清溪阁、徐长兴、玉楼东、天然台等几家店堂所占的地方都不大，这些店同时承担上门做宴席。而樊西巷、福源巷、小瀛洲一类的红灯区，官吏不敢问津，认为有玷官威，如被发现可被参奏革职，甚至老百姓发现当官的坐着轿子从娼家出来，可以从轿中把官员拉出来打一顿。辛亥革命的枪声响起，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有的甚至在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原来的饭馆都扩大了门面，并且陆续增加了曲园、挹爽楼、一枝香、天乐居等等酒家。女闾乐户执丑业者也有所增加。这是政治上进步了，但道德上却后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