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智 文/图
不久前，我和一位朋友行走于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东南角大吉片的胡同和废墟之间，查看一处处会馆、庙宇、名人故居的现状。这时，一位迎面而来的当地居民对我说：“米市胡同南边工地里挖出一个挺大的龙头石龟，您快去看看吧！”
发现赑屃
“龙头石龟”就是赑屃，又叫龟趺，常见于庙宇建筑群中。米市胡同南边工地现在并没有庙宇，再往南的位置应该是关帝庙，亦为潘祖荫祠。可是那里早在3年半前就拆了，连复建的青砖为皮、红砖和水泥空心砖为馅儿的新建筑都完工许久了，不可能再有工程。难道有更久远的庙宇遗址被发现？
我急忙穿过保安寺街赶往米市胡同，发现工地的大门就设在2009年拆除的安徽泾县会馆(即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和2010年拆除的江苏徐州会馆之间。远远望去，从大门上单设的小门口就可以看见那个赑屃的背影。更幸运的是，门口没有人看守，于是，我赶紧进入现场拍摄。里面并无基坑，趴在一堆渣土上的赑屃雕工精美，十分完好，没有风化的痕迹，应该是在地下埋藏许久了。
关帝庙和会同四译馆 出租开饭店？
走出赑屃现场，在菜市口大街崭新的关帝庙处，大门开着，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不能进去参观，已经租出去了。”问其用途，答曰：“开饭店。”再问正殿内部原来的佛龛和须弥座是否一同迁来？因为拆迁时还存在。答曰：“屋里啥也没有。”并且还主动告知：“那边那个也租出去了，也要开饭店。目前，就剩一个还没租出去。”“那边那个”就是指被众多文保志愿者和媒体关注过的华严庵(即会同四译馆)的复制品。“就剩一个”指的是被拆毁复建到此处的潮州会馆。
我们不反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合理利用，然而，将关帝庙和会同四译馆以出租开饭店的形式进行利用，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合理的。难道这就是它们付出被拆毁被复制的巨大代价之后的归宿？
赑屃为明末清初
尽管我只来得及拍到赑屃背部和侧面，所幸已经拍到了部分头部细节。于是，我依法向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提供相关信息，除了提供发现的出土文物地点之外，还把拍摄到的图片发给了他们。
在等待反馈的过程中，我再次来到现场。这次，不仅幸运地从不同方位拍摄到赑屃的各个角度和细节，还测量了其长度，约2.5米。在与周围居民聊天的过程中，他们说：“这个石龟不是刚挖出来的，是几年前挖出来的，具体挖掘地址在米市胡同快到南口的路西大院里。这几年一直在工地里挪来挪去。”那不就是关帝庙吗？我的想法得到了当地居民的确认。
米市胡同关帝庙是原宣武区2004年公布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即未经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在现在西城区的网站上还能查到这一名单，可以看到文字介绍：“关帝庙创建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清道光19年(1839年)僧人了如募化重修。此庙后为潘祖荫的祠堂。潘祖荫，字伯寅，清咸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清末著名的人物。庙坐西朝东，平面呈不规则矩形，主要建筑集中建在一条中轴线上。”
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查到历史档案，这一庙宇建于明代永乐初年，并有石碑三通。
于是，我带着照片来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向专家请教。经吴梦麟和刘卫东两位专家鉴定，这个赑屃的年代应为明末清初。
大吉片的8处不可移动文物
2005年大吉片拆迁启动后，关帝庙属这一片中8处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之一。遗憾的是，除梁启超曾居住的广东新会邑馆和莆阳会馆、米市胡同21号便宜坊烤鸭店旧址定为原址保留外，其余5处都定的是迁建方案。2008年3月拆了3处，即南横东街华严庵(原为会同四译馆)、米市胡同115号(亦为潘祖荫祠)、菜市口胡同84号潮州会馆，之后在南横东街与菜市口大街交界处复建。2009年7月，米市胡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编辑部被拆，还不知迁到哪里。2011年，确定保留的贾家胡同莆阳会馆倒座房被拆毁，还未迁建的北大吉巷李万春故居的8块精美砖雕均已丢失。
2008年3月，在会同四译馆被大锤砸毁之后不久，大家伙儿眼睁睁看着关帝庙被上下两层挡板围挡起来实施拆除，民工依然使大锤猛砸这处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我守在入口处一次次恳求：“让我进去吧，我告诉你们佛龛的位置，千万不要砸坏了！”然而，却无人理睬。后来便听说，被砌在居民屋内的一通石碑及赑屃被文物部门收走了。
开发商要原址保留？
几天后，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看了赑屃，并跟开发商沟通，开发商也承认这是在关帝庙出土的。然而，结果却是，赑屃并没有依法收归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而是按照开发商的意愿“原址保留”，也就是将赑屃保留在已经迁建的关帝庙院内。
此结果让人匪夷所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条有明确规定：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开发商挖掘出的地下文物早该依法上报，他们无权决定文物的去留。再者，关帝庙原为坐西朝东，现已乾坤大挪移，改为坐东朝西，并且“跑到了”原址的西北方。
另外，据了解，关帝庙已经被出租、改造为饭店，如果将赑屃放在经营性的饭店院内，即使不被盗，也难保证其不被损毁，那么，谁又来保证文物的安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