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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会党拉出革命队伍 用三民主义加以改造

2011年10月25日 16:00 来源:南方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孙中山从会党拉出革命队伍用三民主义加以改造
    孙中山(第二排右一)与海外洪门人士的合影,第三排右二为旧金山洪门大佬黄三德。
    1911年2月,孙中山(中)在加拿大设立“洪门筹款局”,这是他与冯自由等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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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函摘录

  致公堂致孙中山电

  (1912年1月1日)

  孙大总统鉴:公任总统,洪门之光。致公堂。(加利福尼亚电)

  (1912年1月29日)

  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人仰望之心。

  域多利致公总堂等致孙中山函

  (1912年4—6月间)

  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罗收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为破坏者,今日反以之为建设焉。

  陈警天呈孙中山论广东弭盗之法折

  1912年元旦,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海外洪门致公堂电贺孙中山:“孙大总统鉴:公任总统,洪门之光。致公堂。”贺电言简意赅,但却透露了孙中山的另一个身份——洪门中人。

  洪门,由明朝遗老创设,起于康熙时代,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系晚清社会中秘密团体,即会党的一支。

  会党对辛亥革命的助益良多。黄花岗72烈士,会党中人就有68位。孙中山曾言“华侨是革命之母”以赞华侨捐款资助革命的功绩,但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海外会党不仅帮助孙中山筹款,而且捐款的华侨多为会党中人。

  孙中山虽赞会党之功,但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不同意将会党的历史写入民国正史,也不愿提及自己的洪门身份。即使至今日,加拿大洪门民治党、致公堂还在希望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正名。

  会党之于革命的功过何在?孙中山的电函提供了部分线索。

  用三民主义对会党加以改造

  孙中山欲革命,怎奈无从者,环顾左右,写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在孙中山眼里,“洪门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因此,孙中山特别重视会党的力量。

  188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参加者多为华侨,其中有些就是洪门人士。但当时,兴中会的会员太少、影响也小。

  为此,1885年2月,孙中山和洪门人士杨衢云联手把他们各自的兴中会、辅仁文社合并,香港设立了兴中会总会,杨衢云当选会长,孙中山为秘书。总会有名可查者共49人,其中会党人士约占30%。

  队伍壮大后,1895年兴中会发动了第一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货不能来”——杨衢云致孙中山电(1895年10月26日),“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杨衢云致孙中山电(1895年10月27日)。两封电函言辞相当简单却记录了这次起义最关键的内容。

  当年,兴中会准备发动起义,到了约定的日子,广州附近各路队伍到达广州,而杨发密电告诉起义人员,军械不能按期到达。孙中山考虑误期泄露消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先后离开广州。杨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因军械已上船,仍派朱贵全、丘四等人随轮船到广州。28日船抵广州时,朱、丘等40余人被捕。起义计划全部遭到破坏。

  1889年,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在香港举行联席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纲领,并歃血盟誓,从此,兴中会的力量进一步扩大。

  在孙中山之后创立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过程中,他每每依靠会党的力量,将其纳入自己的队伍,用三民主义对其加以改造。

  孙中山于檀香山加入洪门

  孙中山于1904年1月11日加入海外洪门会党,在国安会馆由代香主红玉璋、先锋陈元发主持,钟国柱保荐,孙中山加入洪门。

  孙中山加入洪门的动力源于他在美国筹款失败的经历。1896年6月至9月孙中山到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地活动,发展兴中会,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成效不大,参加者甚少。

  1903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后,他的舅舅、洪门人士杨文纳告诉他筹款成绩不佳,“实由缺乏同志相助,因力劝总理在檀加入洪门会党,加强革命党之势力。且谓现时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孙中山于是决定加入洪门。

  从此,孙中山在海外革命活动的局面被打开。当年4月6日他被困旧金山,有洪门人士解救;抵达后有洪门人士欢迎、招待,与之前的局面相比已大有不同。

  5月,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全美洪门开始进行会员总注册,孙中山亲自在洪门致公堂制订了《致公堂新章》80条,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经费方面,规定“各埠堂友当年例捐经费,每人一元”,“现在举行注册,每人收银一元,为开办新章经费”,“各埠自后新进堂友,每人须缴堂底银两元,注册银一元,归入大埠公堂”。

  1911年,孙中山第四次赴美,并前往加拿大,主要目的便是筹款。孙中山称“筹款30万便可推翻满清”。为了帮助孙中山,致公堂组建了“洪门筹饷局”,加拿大致公堂将该堂砖楼一座连地向银行抵押贷款加金1.2万。此行,孙中山在加拿大得义款7.7万余港元,占黄花岗起义全部经费的一半以上。

  孙中山在美国各埠筹款,北美洲致公总堂便刊发布告,通知各埠同志优礼欢迎,称孙中山为“孙文大哥”。

  会党人士干革命欲寻政治出路

  当然,会党人士参与革命也是有其利益诉求——寻求政治出路。而孙中山也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始终致力于改造会党。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起义达10次,仅有广州新军起义的主力是新军,其他起义的主力主要为会党。会党反清,但不反皇权,所以起义时打出的旗号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比如,1900年,依靠“三合会”等会党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当时起义的队伍中竟然有人打着“大秦国”与“日月”等字样的旗帜。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会党打出“扭转汉氏复明朝”的口号,并举起“大汉”的白旗。

  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纷纷起义,海外会党首领回国,组织军队,打击清军,控制地方政权,天下传檄而定。四川哥老会首先通过同志军起义瓦解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湖广、云贵、江西、陕西、福建等省的哥老会相继通过新军起义,参与夺取了省级政权;西藏的哥老会以兵变形式响应起义;山西的哥老会、两广的三合会以及华东各省会党的零星队伍以民军形式相应起义。

  分析武昌起义前后的历史,有专家指出,清末武装起义屡战屡败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人允诺揭竿起义,但他们又不可能尽力去战斗。会党绿林响应革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并不崇尚革命,更不可能死心塌地干革命。正所谓“有革命之声势,无革命之眼光也”。

  为什么要参与革命?为什么又无革命之眼光?“这一群体在清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处境十分艰难,一旦有革命党人说要赐予他们旗号,赋予合法性和正义性,就会拼命依附。”事实上,打砸抢劫、为社会所不齿的绿林也渴求政治出路。清末就有人指出,“四乡群盗,面目改变,日益猖獗。其首附革命者固托革党以自豪,其未附革党者亦冒革党以相吓。于是闹捐毁抢亦曰革党也,立堂打单亦曰革党也”。

  广东光复后,军政府在各种压力下将绿林队伍编遣解散。他们回乡后,还是没有政治地位和出路,只好重操旧业,后来的广东政权基本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一直重视这一群体的存在,还曾在1924年提过“国家对于游民、土匪,于惩服的方法之外,须设法加以感化及收容。使即能获得从事于社会有益之工作之机会。”试图改造和统合这一群体。

  会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会党兴起于明末清初,既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也与吏治腐败、官民冲突升级有关。

  有学者认为,会党的“开山始祖”,可以上溯到清初的天地会。但随着入会者成分日益滥杂,目的各异,包括天地会及其分支在内的许多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自乾隆后期已渐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众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会党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当时这类秘密团体有很多: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终南会、龙华会、白布会、双龙会等。

  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还有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在孙中山领导发动的历次会党起义中,从未间断过对会党的改造。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文平分析会党为何得到孙中山重视

  革命离不开会党力量

  何文平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长期从事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的研究。他介绍,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十分重视利用会党、绿林的力量。彼时,孙中山就坦言:“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

  而据游历者称,1900年前后,广州湾至北海沿路一带,“三点会者,聚众万计,无处无之,会中人军械颇多,抢劫频仍”。

  何文平认为,绿林队伍本身就是一个很现成的武装,他们的枪支比军队、警察还先进,清末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缺少不了他们的参与。

  广东当时绿林队伍的人数众多。1909年,广东官员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就称广东已是“会匪日众”的情形,“一省之中,勾结日广,几于无处蔑有,而以惠、潮、高、廉各属为最多,近来附省之顺德、东莞、新会等县,亦蔓延遍地”。

  但是,“小而散”也是会党绿林队伍最主要的特点。“他们某种意义上有固定的网络,但又不能像明末清初的天地会等秘密组织那样能扭成一个很强的力量”,何文平分析。

  如此分散的会党绿林要形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仍需投入很强的组织力量。而孙中山本人又甚少跟这些人交往,主要还是靠朱执信等做联络和组织工作。孙中山在后来的电文中说“执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也与朱执信在其中发挥的重要纽带作用有关。

  “会匪”动乱

  危及社会治安

  会党有功于革命,但记者在孙中山往来的电函中却发现,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各地投诉“会匪乱国”的电函大量出现。

  其中,仰光机关兼云南矿政代表陈警天用2500余字上书孙中山,称“为入滇实行目的已达,(但发现)由黔、蜀回粤无片净土。”其祸源自居功自恃的“会匪”。

  陈警天称:“粤之盗者,即我之同胞也。以满虏之淫威摧残,尚有宁岁之日,反以共和之功成局定,民无立足之时。是共和之善革命者,人争归功;共和之不善革命者,人争归罪。黎副总统三危十害之言,非过为耸听也……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形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

  不仅居功,由于会党大多数是由社会底层群众组成,好狠斗勇,动辄结社斗殴,因此开始危及民国的社会治安。

  例如,1912年6月,旅港从化工商公所的马振声、吴天保等致电胡汉民、孙中山等,称“万急”,民众招聚会匪数千,梗围各乡,已焚劫洗掠数村,伤毙无数。据称,当时这种由会党引起的斗殴、打杀事件颇多。

  如果说前两者还仅是刑事案件,那么另一种更为严重的“会匪”之乱便是“兵争”。1912年2月,蜀军都督张培爵致电孙中山、黎元洪报告成都军与滇军之间发生冲突。四川10月独立之初,滇、黔军政府各派援军匡助,得以维持全川之和平。但随后,成都军队与滇军在资州、陈家场、界牌、自流井一带,因误会,致起冲突。言及缘由,多是会党党派之争。

  民国初建,人心思定。随着“会匪动乱”的事件接连发生,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主张裁撤以会党为主力的民军,严惩“匪首”。随后,不少会党“功臣”被杀、被抓,如三合会民军首领石锦泉,曾经领导钦廉防城起义的王和顺的惠军被陈炯明消灭,王和顺被通缉。

  1912年3月11日,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下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随后,沪军都督陈其美等成立中华和平会,长江巡阅使谭人凤成立社会团改进会试图改造会党。

  不少会党也在寻找符合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方式,1912年6月,青帮、洪帮、公口三帮合组为中华国民共进会,但随后遭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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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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