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后半段，为了做我认为轰轰烈烈的大事，遇到风险时，采用了非常愚蠢的办法，把自己带入歧途……最为后悔的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热爱的文化产业，在国家鼓励文化产业时，我已没有机会了。希望在我还有余热和才能时，考虑我不是主观恶意犯罪，能给予我一定的宽大，让我有机会再为国家、社会、家人作出贡献。”11月10日，因创作《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等歌曲而走红的知名作曲家苏越站在北京市二中院的被告席上，充满歉意地如是陈述。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苏越无期徒刑。法院认定苏越以迎奥运巡演为由诈骗了5746万余元，用于偿还债务及公司经营。虽然具有酌予从轻处罚的情节，但因骗取的款项特别巨大，不足以轻判。
听到如此判决结果，苏越的前妻安雯泣不成声，并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他，甚至宁愿与他一起死去。
诈骗5746万被判无期：自称只是想让企业渡过难关
11月10日，56岁的苏越被带进法庭，他戴着眼镜，身着橘红色号服，脚穿黑色布鞋。相比5个月前受审时，显得苍老了许多。
法院查明，2007年12月至2008年10月，苏越在任无锡太湖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等身份期间，虚构公司具有承接北京奥运会巡回演出活动的资格，伪造了与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签订的多份虚假《演出合同书》等，以投资迎奥运巡演可以获取利润回报、筹措迎奥运巡演资金等为由，先后以公司的名义与两家单位、一名个人签订多份《投资合作协议书》等，骗取他们共计5746万余元。
苏越将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偿还其所控制的公司的债务及经营使用。目前，苏越已归还2902万余元，尚有2840余万元未归还。去年3月24日，苏越被查获归案。在羁押期间，他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苏越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法院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听判后，站在被告人席上的苏越双腿颤抖，身旁的法警则一直用手搀扶着他。
对于苏越辩称自己没有想非法占有，只是想让企业渡过难关，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使用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本案中，虽然苏越骗取他人钱款的动机是为单位解决资金问题，但对与被害单位、被害人签订的合同，苏越及其单位不可能履行，实际也未履行，从其行为及结果看，应认定他及其单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另外，虽然苏越具有酌予从轻处罚的情节，比如无前科劣迹，是初犯，能够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且其骗取的钱款未用于个人挥霍，但苏越骗取的款项特别巨大，给被害单位、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亦特别巨大，所提情节不足以对其所犯罪行从轻处罚。
安雯微博为前夫“求情”：我愿用两个人的死，偿还他所欠下的债
听到如此判决结果，苏越的前妻——87版红楼晴雯的扮演者安雯一度泣不成声。 11日下午，她现身微博访谈。安雯认为苏越确实是做错了事，犯了法，应该接受惩罚，“但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还是有贡献的，他现在一定后悔做这样的事情。 ”
安雯说，已经快两年了，自己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的面，也没有通过电话，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近况，看到新闻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我昨天看到他的样子真的非常不好，我觉得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我担心他会坚持不住，所以我今天决定要出来。 ”“我现在不明白（判他无期的原因）是他伪造合同，还是他欠钱。伪造合同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是他自己做的行为。但是欠钱，我愿意和他一起努力的工作，我可以再出来拍戏、唱歌、演出，做我能做的一切事情。 ”安雯说，现在最大问题是没有钱，“现在律师要钱都要的非常狠，所以我才提出来有没有可以提供帮助的好的律师。 ”
1986年，安雯拍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不久，报名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决赛那天，身为大赛评委的苏越望着袅娜多姿的安雯，第一次产生了追女孩子的冲动……当天晚上，苏越就给安雯打了一个电话，聊了40多分钟，两人都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愉悦、兴奋。他们俩约好了每隔10年就结一次婚，1991年在日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2001年她们还邀请好友参加了一次教堂婚礼。两人的离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苏越在帮安雯脱罪。
从名家到罪犯：偏偏选择了一条要面子的路，一败涂地
苏越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创作的歌曲曾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然而，在淡出公众视线多年之后，他却以一个诈骗嫌疑人的身份再次被关注，且涉案金额之巨，令人唏嘘。从音乐人到诈骗犯，苏越称他愿赌服输，但又抱怨刑罚过重，同时惋惜老天爷没有给他机会。
庭审后，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戴着手铐的苏越起初表情僵硬，随后又笑着自嘲道：“这辈子接受过无数采访，这么接受采访还是第一次。”
谈及音乐，苏越短暂哽咽。他说，在他认识他爱人的时候，曾说过自己一生有三个理想。“第一个理想是作曲，我写一首歌，让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唱。差不多一年后，我实现了。1985年，我写了《血染的风采》和《黄土高坡》。”“第二个理想是，在我最红的时候急流勇退，到日本去学习，希望把一套完整的培养演员的制度带回来。”苏越说，1991年他回国后，带回了三位一体的经纪人制度。“现在所有的唱片公司都有企宣和经纪人，这跟我当时的努力奔走是有关的”。苏越的第三个理想，则是在中国做一家像样的文化企业，“走产业化的道路，为中国树立一个核心的文化价值。”但就是这个理想，让苏越走到了今天。
苏越说，自己1995年底开始经商，陆续开办10家公司。2003年，无锡太湖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后，他正式投资文化产业，先后成为几家公司的总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
“我遇到了非常好的伙伴和股东。也恰恰因为他们太信任我了，给了我巨大的空间。”苏越说，2004年、2005年，公司在影视方面的投资每年都达到一个多亿。2006年，为了让公司早点上市，他开始扩大投资规模，但没想到，拍摄的电视剧被中央电视台大量退片，被占压的资金近一个亿，公司出现巨额亏损。
苏越说，自己爱面子、虚荣心强，没有把实情反映给董事会，只想自己私下解决。他借过高利贷，变卖了家产，并最终走上了诈骗的道路。他的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正常弥补亏损的办法有很多种，“每一条路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我偏偏选择了一条要面子的路，让大家都不知道，捂着。”
在看守所的一年多，苏越也一直在总结：“虽然说成者王侯败者寇，虽然说很多人在边缘游走已经成功了，但我毕竟是犯罪的人，毕竟是走错了路。”
记者问到苏越是否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说，后悔都是刚出事的时候，现在说后悔已经没用了。他称自己不是很成熟的经营人，“用句老北京话说，就是‘你有多大金刚钻就揽多大瓷器活’吧”。他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被当作一个教材，“甭管正面反面吧”，让大家反思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一些束缚的问题，和造成这些悲剧产生的因素。“就像原来雪莱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铺路的石子，终于被铺在地上了，任务完成了。”
苏越还提到，2008年有被害单位报案后，经侦队给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希望他把这些钱补上，他也一直在努力，“但遗憾的是，老天爷最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有外国长期的居住权，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走。”
苏越提到，他当初为了还债，背着安雯把房子、车全部变相抵押，还把安雯的存款全部取了出来。两人后来离异，“家里钱全部搭进去了，我都不知道她怎么过”。
今年6月开庭时，苏越意外看到了安雯的姐姐到庭旁听。苏越说，自己感觉对不起安雯，曾经，他和安雯一见钟情，如果没发生这件事，他还希望和安雯能破镜重圆，“但我现在这个样子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本报记者 陈进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