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珏
奥斯卡提名步步临近,美国各大媒体开始草拟自己的“提名奖”。在“最佳影片”推荐中,近期的《传染病》很得青睐。别的不说,单是影片“配置”就可以砸死一摞:导演是史蒂文·索德伯格,3位奥斯卡影后,各种影帝,连打酱油的都是一线帅哥或老戏骨。
故事围绕一种类似SARS的流感病毒展开,但恐怖程度要惊人得多:仅凭空气与接触就可以传播,数日毙命。随着女商人把病毒从澳门赌场带到芝加哥家中,沿途所有人、所有门把手、接触物都不断成为接力棒式的扩散源。芝加哥—香港—东京—伦敦—巴黎—日内瓦……银幕中央,时间、地名及人口的红色标注,不断提醒人们病毒的惊悚。一变十,十变千……无数病人口吐白沫倒下。多年前那个寂静的春天,满世界白口罩、防护服、测体温的镜像夸张返场。
因为有刻骨的记忆,影像能一刀扎上旧伤口,而且更深更狠。但作为一部电影,究竟要收于灰暗还是光明?角力中,索德伯格像宙斯俯视特洛伊战争一样,始终不肯往天平上加一个破坏平衡的砝码,任其血腥屠城。片中,他一再抻长病毒的活力和恐惧的张力,你能始终感受到导演态度上的犹豫:让人类输?还是赢?
漫长岁月里,“社会”这个貌似强大的安全体始终护佑人类,但它无疑也有一个崩塌的值。电影的魔力在于它高人一等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在全球新型流感变异的压迫下,索德伯格显然觉察到了背后可能被戳破的社会蛋膜。于是,无限靠近崩溃的临界点,将人类社会逼得龟缩一团,死寂一片,然后用针尖,刺破那层“坚硬宏大”,成为电影颇具吸引力的蓝图。
但最终,一连串“狼来了”的吓唬后,索德伯格还是退出了寓言式的毁灭版本,选择了貌似光明的结果:人类通过一个巧合得到了疫苗。这种拯救也隐藏了导演的不甘和狡猾,你很可能会顺着他的路子去疑问:如果没有偶然呢?
介绍这个影片的故事是吃力的,因为它近乎没有故事,换句话说,病毒才是唯一的故事。所有人物,无非跟着这个生物的产生、发展、扩散、变异、被研究、被追踪,一一卷进来。所谓“骇人明星阵容”,其实都被导演安插在各条分散纵线中,基本是“后不见后”“帝不碰帝”。主演之一马特·达蒙说,对手戏多半靠自己对着空气的想象。
对好莱坞来说,灾难片已是审美疲劳的代名词。2008年,根据诺贝尔获奖小说《失明症漫记》改拍的电影《盲流感》其实已达到某种极致:恐慌里,最令人恐惧的本身,是社会的崩塌,道德的毁灭,最恶人性的爆发。不知是不是感受到“眼前有景道不得,黄灏题诗在上头”的无力,索德伯格从一开始便决心另辟蹊径,选择了这种近乎无故事的“伪纪录片”模式。不煽不情,不上不下,如一束X光在巨大的扇面缓缓碾过,读出各种数据,摆出各种可能。但最终,它停在展现的层面上止步不前。
回观全片,索德伯格始终回避完整而深入的故事,代之以线状结构(病毒扩散与追踪)的流动和点状结构(家庭)的特写。观者可以感受实验室微电流的嗡嗡声,感受全球白口罩的全景式恐惧,但感情始终无法深入,思考也基本不“走字儿”。导演把恐惧掰开了、揉碎了讲,花费所有代价只为营造一种氛围。但氛围这个东西不是故事——它不结实!就像一团灰扑扑的水蒸气,片子一关大灯一开,一切散了。
作为一直在“商业”和“独立”之间游刃的导演,索德伯格显然看不上贩卖英雄主义或者人性＋恐怖的老套路,而是想借助强悍的人工纪实,自己画出个道道来。然而从立意上讲,人们并不缺少真实性残酷的刺激；从故事上讲,你又很难提取到比事实更深远的思考。于是,导演的新意始终在“多余”和“不够”之间晃荡,却触不到“充分”和“刚好”。
除了选材,导演的用料也让人充满疑问。伪纪录片,你又“伪”得不真诚。那么大规模滥用明星,却熄灭明星的光芒,将其一个个去符号化、扁平化。如此手笔,无异于把所有圆的、方的都捏成扁的再用——既然如此,何不直接用扁的呢?很明显,若真这么做,片方就没了商业吆喝的“把手”。
《传染病》在美国获得较高口碑,但在独立制作和文艺片的老巢欧洲,尤其是《失明症漫记》这样深度文学的发源地,票房很差。可以说,贴上“现实主义”和“纪录”的标签后,它在商业片中有几分“良家妇女”之姿,但骨子里仍是仿真枪打BB弹的自以为是。
据说咳嗽具有心理传染的强迫性。比如办公室里有人咳,你也会觉得喉咙发痒。而观影过程中,黑暗中抑制不住的咳嗽越来越多,灯一开又停了。这部片子的影效,便如寂静冬雾里远处传来不知名的轻咳,有那么一丝清冷,有那么一点紧张,但灰冥中的一缕真实,又旋即茫茫不知所终。索德伯格携一众巨星雄心勃勃,想给这个世界一道凛冽至深的寒战,但最终,只听得混沌里一声清冷的咳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