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以“苍河文化”的发现和命名为标志，进行了——
云南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 田晓雯
1939年-1941年，国立中央博物院吴金鼎先生、曾昭燏女士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在抗战时期国内高校大批南迁时来到昆明。他们在大理洱海周围地区，进行了云南历史上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他们于1942年出版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成为了解洱海地区考古信息的珍贵资料。
吴金鼎(1901-1948年)，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市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养上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因病逝世。
曾昭燏(1909-1964年)，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我国近代第一位女考古学家。清宣统元年正月初六(1909年1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乡万宜堂一个官宦世家。幼读私塾，12岁入长沙艺芳女校，1929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翌年转国文系。1935年留学英国，次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实习，作为研究员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的考古发掘。1938年返回英国，任伦敦大学考古学助教。同年，她因抗战爆发，深感国难当头，放弃了英国大学考古学院之聘，毅然回国效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昭燏拒绝赴台，反对国民党当局运走文物，并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的文物运回。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南京博物院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曾昭燏为了她热爱的事业终身未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考古、博物馆事业，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苍河文化”的发现和命名
1939年初，曾昭燏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奔波于川、滇一带从事考古研究及文物征集、调查、发掘等工作。
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吴金鼎、曾昭燏在大理苍山进行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等5处遗址，获得大量文物资料。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云南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经过研究整理，考古学家们认定，云南大理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故将其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对中国西南部考古的一大贡献。
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合编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该书成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也是关于云南的第一部考古专著，奠定了西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此外，曾昭燏还筹办远古旧石器考古展览会，普及考古知识，传播科学文化。1943年，曾昭燏与李济合着的《博物馆》一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此书是曾昭燏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报告的基础上写成，通过对欧美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代表了当时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的合作者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次年改读人口学，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是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誉。
1942年，由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合著，曾昭燏缩写，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出版。该书为16开，全书共5章，附有英文提要，文字共67页，英文提要8页，图版拓片11页。此书印行者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南溪李庄第三号信箱)。当时的李庄住有大批中国顶级的学者和文人，如梁启超、林徽音。抗战期间，时局动荡，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学术研究谈何容易，印刷出版更是困难重重，能够出版学术著作实属不易。该书用纸质较差的宣纸印制，加之处于不断的搬迁之中，条件所限，书成之后只有在书后附勘误表。但是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中看到，前辈们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坚持一丝不苟的学术风范，他们不愧是真正的考古学大师。
书中提到的马龙遗址，发现于1939年1月，首先是吴金鼎先生在大理苍山的梅溪旁羊苴咩残城上，观察到马龙峰下的缓坡上有人工筑造物的痕迹，疑似城墙。龙泉遗址发现于同年1月12日，位于苍山中和峰下，南越中溪，达龙泉峰麓，出土有文化层，有住处、陶器残片若干片、纺坠2件、石器11件。
马龙遗址的发掘时间是1939年3月29日，至7月13日收工，野外工作共61天。当年发掘时所用的工人，多为当地的白族妇女，最多时达30余人。刚开始发掘时由于语言不通，专家们对工人的工作与指导，颇感困难，久而渐渐习惯。书中详细描述了发掘方法——开工之初，先在遗址内城中部，自西而东，作一长212公尺的探壕，直穿内外二城之东墙至城范围以外。
白云甲遗址出土金属物共77件，其中钱币74枚，有同治通宝、开元通宝、天启通宝、大顺通宝、乾隆通宝、道光通宝、洪化通宝、光绪通宝。
作者在此书后记中记载：“本编原为近十万字之报告，附地图七，插图六十三，表五十八，拓片百四十余片，照片三十七张，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写成。值博物院筹备处由滇迁川，未能付印。”“因照相材料及印刷经费种种困难之故，奉筹备处主任李济先生命，重写为是编。将照片完全除去。地图、插表、拓片等，均保留极少数，文字亦大加删减。重写时虽极力保存原文，然辞、意、秩序，时有变更处。”“原稿曾经夏鼐先生细读一过，承其指正多处，特此致谢。”
此外，曾昭燏还著有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乙编·点苍山下所处古代有字残瓦》，1942年出版。全书共五章，文字12页、英文提要3页、字瓦摹本63页，以及后记。她在书中提及发现与发掘经过——1938年11月吴金鼎到大理调查古迹，同月29日，与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三位先生访大理城西北八里的无为寺，在寺东南寻得所谓白王冢，发现有字瓦片颇多。曾昭燏对发现的10处遗址的位置情形及史实传说作了介绍：白王冢遗址、三塔寺遗址、一塔寺遗址、五华楼故址、太和城故址、下关西遗址、中和遗址、东岳庙遗址、史城故址、白云遗址。
曾昭燏经过研究，对所发现的有字瓦的时代，确定为与南诏有关，因其数个遗址都为南诏故迹。在后记中，她还写到他们在大理工作时的情况：“专重史前，凡遇南诏遗迹，多避而不掘。开掘中和遗址，以其无史前遗迹，掘二日即停工。其它各假定之南诏遗址已经发现之古墓十七座中有属于南诏期者，皆未发掘。盖以对于专发掘史前遗址之工人，未施以发掘有史时期建筑物训练，恐将珍贵古迹破坏，故特保留，以俟后人。因是本编之作，所根据材料，至为有限，冀研究南诏史及南诏考古者正之。”
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在苍洱境内，共发现遗址32处，勘定古迹6处。发现古墓17座，皆南诏及南诏以后物。曾昭燏预计：“苍洱地域古代遗留甚为丰富，料隐藏者尚多。后之从事西南考古者，再来此处工作，必尚有较大之收获也。”
沿着大师的足迹
正是因为有了大师们的远见卓识和科学预见，为后来的大理苍山考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后继者能够顺利继续完成大师们未尽的考古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3年开始，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滇西大理地区始终是我省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地区，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从未间断过在这一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大理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颇具云南地方民族特色的各类文物。如发掘于1957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迄今为止我省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最早的遗址，距今3000多年。2008年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当年吴金鼎、曾昭燏等人认为要留待后人作详尽发掘的地方，正是南诏太和城故址。后经云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证实的确是南诏古城太和城的遗址。太和城是唐代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国的都城之一，从公元739年至779年迁都阳苴咩城，作为都城40年。1961年，国务院将它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3月至1998年1月，太和城故址经过两次考古调查、勘探，弄清了太和城的范围和修建使用年代，解决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南诏太和城故址问题。
大理也因历史上先后为南诏、大理国的故地，保存了大批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址。如1972年，大理古城拆除五华楼时，许多宋元时期的碑刻被用于修建篮球场，后在1979年陆续发现并得以保护，共计69通。经我省著名元史研究专家方龄贵先生深入研究，填补了研究宋元史和云南地方史的资料空白。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