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读库》六周年，老六推出了一套民国老课本，名叫《共和国教科书》。
《读库》所刊发的文章，被不少读者认为是“有趣、有料、有种”的“三有”标准。而《读库》的定位也相当清晰，针对的是对阅读有要求的人群。今年做的《共和国教科书》，是老六做《读库》以来最骄傲的一件事。
老六指着《共和国教科书》里母亲为孩子缝衣的那一页，“这让我内心非常震撼，其实文字很简单，现在每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都能读下来，但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美感和力度，可能会超过万语千言。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母语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过。”
记者 韩莹
如果发现错误
一个月内不要告诉我们
老版《共和国教科书》是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亲自审定，发行量有七八千万册，被誉为在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老六在修复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版本面貌太差，线条纸张破旧，内页缺失或字迹模糊，有些老课本甚至被虫子咬得千疮百孔。
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老六才修复完《共和国教科书》。其间老课本曾被出版界视为热门货，很多出版社都推出了同类图书，朋友都劝老六赶紧出，但老六不为所动。他是个对图书审美极其挑剔的人，每一页纸，每一个字，用什么颜色什么字体，都讲究到了恐怖的程度。为了印刷能用上最合适的纸张，他曾一个人从北京赶到山东龙口，趴在仓库里翻来找去。
《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老六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了一套书给杨绛。“这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杨绛先生说，她拿到后十分兴奋，说自己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用的就是这套书。她还立刻翻开教科书读起来，朗朗上口，还能背诵。”老六听到这个段子之后，“贱性”又发作了，“我觉得很幸福，这是给皇帝位子都换不来的幸福。”
目前在图书市场上，有30多种关于民国老课本的图书，只有老六的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口碑和销量是最好的。但老六对读者有一个要求：“恳请大家，如果发现错误，一个月内不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先快乐地享受一个月。如果这时候告诉我们，真是要出人命的。”
尊重作者拒绝的权利
打动了杨绛先生
老六今年还有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在《读库》六周年之际，出版了《堂吉诃德》的插图本。今年的7月28日，老六拿到一份授权协议，是杨绛先生所签，允许《读库》选载她的《堂吉诃德》译文和序言。
时至今日，老六也没有见过杨绛先生，与她的接触都是通过朋友来代为沟通。因为钱锺书和杨绛早就将稿费所得全额捐给清华大学某基金会，所以对找上门的很多事情都持以不闻不问的态度。但用吴学昭的话来说，“杨先生没法不支持你们。”
能够打动杨绛的，正是老六和《读库》一直以来坚持的出版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对作者的尊重。对作者的尊重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拒绝你的权利。我们也不希望让杨绛先生感觉到勉强和纠缠。一定要明白一点——谁也不欠你的。不要因为自己对某件事情有激情，要求对方也同样燃烧。”老六说自己后来给杨绛先生写了一封信，平心静气地述说了种种缘由，最后得到了她的同意。
导演高群书这样评价老六，“六年下来，爱书的人都知道，现在的《读库》已经不是一本书了，是一个传奇。”
这个行业的好处
不是你钱多就一定能出好书
都市快报：《读库》做了六年，今年特别满意的事是什么？
老六：除了《共和国教科书》，就是《堂吉诃德》画本。杨绛先生在看了之后说，“人在纸上都活了。”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太幸福了。现在《读库》的读者也在逐年增长，我们的读者会自发为《读库》发展下线，自发去推广，跟传销一样。今年11月《读库》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读者见面会，几百号读者，有些从外地赶来，还是自带干粮，住在宾馆大铺，跟睡学生宿舍一样。大家欢聚一堂，这种快乐，是最大的幸福。
都市快报：《读库》目前的运营情况如何？
老六：资本运作是比较良性的，基本不存在财务问题。我觉得这几年自己过得很享受，没有苦哈哈的，也没有很痛苦很纠结，就是很享受。当然出版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多挣钱的行业，你如果用挣多少钱、在富豪榜上排多少位来衡量，那你永远是个失败者。这个行业的好处是，不是你钱多就一定能出好书，这就是它的魅力。
都市快报：现在再回看自己走出体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吗？
老六：我不知道，也许是我找到了更合理的一种生产方式吧？《读库》的运营体制是更合理的，不是体制内那种出版社的运作，那种损耗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