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库”工程启动 全面挖掘敦煌遗书内涵

　　记者  王蔚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由于历史原因，不少敦煌遗书先后流散到了英、法、俄、日等国。

　　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上海师大哲学学院教授方广锠、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10册最近出版，全书将共约出版100至120册。近日在沪举行的“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展示发布会”上，展示了由任继愈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书约150册，已出版142册)、方广锠等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10册，被称为世界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遗书流散多国是民族之痛

　　全世界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方广锠教授已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人，这在敦煌学史上是空前的。因此，说起敦煌遗书，方广锠如数家珍。“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一系列探险活动，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他们从中国盗走了大量文物，包括敦煌文物。”

　　方广锠介绍说，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各有不同。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像美国的华尔纳；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像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部分是在莫高窟收集发掘的，像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比喻也不过分。”方广锠说，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任何一个中国人讲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就在学界留下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说法。不过，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却促成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但这不是说那些探险家就有功了，这是两回事。也不是说，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盗窃，这并不科学；现在，则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方广锠说，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工作，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文物保护意识。

　　北图的遗书数量多质量好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都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剩下的都是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对此种观点，方广锠做了分析和澄清。

　　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都捆扎成包，王道士成包地给他搬。王道士给什么，斯坦因就收什么，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没有能力挑选。他的助手学问也不多，在挑选方面似乎也没有帮什么忙。

　　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中文不错。他虽然进入藏经洞，得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而藏经洞遗书以佛教为主，这就限制了他的挑选水平。其实，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文献。至于佛教文献，他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卷子以及佛经目录等。虽然伯希和自称经过他的翻检，精华已经完全选出，但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大话，剩余的精华仍非常多。

　　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到了北京以后，有关人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这是敦煌遗书的第三次浩劫，后果相当严重。这一次把非佛教的精华文献几乎偷盗一空。只是因为他们对佛教不甚熟悉，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等几个方面的卷子，因此，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当然，还有若干现在还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了国外，主要是日本。

　　方广锠说，北图的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北图；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