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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杂志社社长顾爱彬:我们不会强行求变

2012年05月21日 18:15 来源:文艺报 参与互动(0)

  “我们不会强行求变”

  ——访《译林》杂志社社长顾爱彬

  记者:《译林》杂志1979年创刊,您1986年来到《译林》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创刊伊始的《译林》杂志秉承怎样的办刊宗旨?30多年的历程走下来,最初的宗旨是否有所调整?

  顾爱彬:我在《译林》杂志及后来的译林出版社服务近30年,对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创刊伊始的《译林》确立的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宗旨。30多年来,虽然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基本宗旨并没有改变。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变化,比如译林出版社现在的口号是:“译,传承,超越”。《译林》杂志也在根据新的情况,在保证原宗旨的前提下做部分调整。

  记者:《译林》杂志刊发了很多西方通俗长篇小说,像侦探、冒险类的小说等,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同类外国文学杂志的地方,以此作为主打是出于何种考虑?

  顾爱彬:首先我想修订的一点是,尽管《译林》刊发的长篇小说大多数出自西方作家之手,但我们也没有忽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长篇小说创作,比如日本作品。

  之所以以通俗小说为主,出于以下考虑。第一,《译林》从创刊起,就致力于介绍国外的优秀畅销小说。这也是它受到读者欢迎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可读性是《译林》一直强调的,而在文学作品中,畅销小说或者通俗小说是最具有可读性的。以上两点是《译林》有别于其他外国文学杂志的地方,也是《译林》长久以来保持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当然,以通俗小说为主打,不代表我们忽视纯文学作品的译介。这一工作主要由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出版分社来承担。

  记者:我注意到除了刊登外国长篇和中短篇小说的译作,《译林》也开设了名家名作评论、翻译漫谈、国外风情等学术、随笔类文章。那么,杂志的主要定位是怎样的?

  顾爱彬:《译林》是外国文学杂志,同时也是曾经培养过大批翻译人才的一个平台。名家名作评论、翻译漫谈、国外风情这样的栏目,我们自己把它们视为软栏目。它们的定位是:以评论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作家及其作品;以翻译漫谈讲述译者在翻译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翻译经验,给有志于翻译的一部分读者提供些参考;随笔虽然分量不重,却也多围绕着外国文学与文化,试图展现不同人眼中的异域文化风情。

  记者:杂志刊登外国文学作品必然要涉及到版权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与《译林》杂志自我国加入版权公约之后,所有的出版行为均立足于保护各方合法版权,也正是因为我们每年的版权引进与版权保护工作比较出色,获得了许多国外作家、出版社及版权代理机构的认可,各方之间形成了亲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当然,随着国内越来越多出版机构重视版权引进,近年来译林在版权引进方面也面临许多同行的有力竞争。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各出版单位的优势、产品定位、市场细分都存在差异,合理的良性竞争是必要的。

  记者:《译林》的译者队伍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顾爱彬:《译林》的译者队伍,应当说组成是相当丰富的。《译林》自创刊以来,为我国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创刊初期,一批著名的学者、翻译家,诸如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冯亦代、杨周翰、陈原、杨岂琛、李芒、范存忠、周煦良等等,从各个方面关心、支持、呵护《译林》的成长。对这些前辈大家,我们始终心存感激。目前依然活跃在译界的一批中老年译者当中,很多是在《译林》这个平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的编辑不断参加业内相关学术会议,通过会议、论坛等形式,发现并邀请一批中青年译者,以此来确保翻译力量的延续。此外,还有一些译者则出于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对杂志的信任,主动给杂志投稿。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编辑与译者也更多地利用网络平台,相互发现,相互熟识,从而保证了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以及编辑、译者水平的共同提高。

  记者:随刊发行的还有一本又小又薄的《译林书评》,在读者中反响不错。《译林书评》和《译林》是互为补充的吗?这本“小刊物”的定位又是怎样的?

  顾爱彬:《译林书评》的确是杂志的有益补充。它最初是以报纸面貌出现,后来成为现在的“别册”形式。它的定位是以与《译林》相关的译人译事为主,同时又扩充到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一方面起了一个累积史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扩展阅读的平台。

  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阅读外国文学的热潮,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作家作品都是在当时被大量引进介绍的,您认为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国文学阅读现状是怎样的?

  顾爱彬:今天,读者对外国文学阅读的需求显然与上世纪创刊时大为不同。当读者有更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文学、文化时,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有机会走出国门时,读者对外国文学阅读的需求,相对便集中在几个领域。一是百读不厌的经典名著;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当代文学作品,尤以获世界级大奖的作家作品为主;三是借影视等其他媒体,易于引发热点的小说,又以畅销小说为主;四是反映人类普遍情感的文艺作品。尽管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外国文学在国内还是拥有相当大一批铁杆读者。当然,现在读者的要求、品位、口味非常了得,非同一般,给我们出版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记者:与早期相比,《译林》杂志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在近几年可有变化?除了老一批的忠实读者外,据您所知是否有更年轻、需求更广泛的读者队伍加入?杂志将如何吸引并留住年轻读者群?

  顾爱彬:早期杂志的发行量的确算是一个奇迹,当时“洛阳纸贵”的情况,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读者极度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正如杂志的宗旨“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的热销带有一种“补课”性质。近几年来,《译林》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存在着萎缩与老化的趋势。老一批的忠实读者依然喜爱着杂志。与此同时,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更年轻的朋友喜欢上《译林》,但不可否认,年轻人可能有更多更快更便捷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养分,少年时读《译林》的如今已步入中年,生活节奏与各方面因素也制约着他们成为持久的读者。从《译林》自身来说,传统是动力,是压力,同时也成为一种难以完全忽视的负担。《译林》持久的文学杂志面貌,无论从开本、纸张、版式、栏目、内容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考察,都存在不敢大胆突破的问题。加上一些与《译林》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学期刊有的消亡,有的勉强维持,有的改版却就此难以翻身,种种原因造成了《译林》保守的现状。吸引并留住年轻读者,一直是这几年来杂志试图做的,包括对上述各个环节的变革都曾经列入计划,也实施了一部分。但实事求是地说,做得并不够。

  记者:不得不承认,如今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外国文学杂志相信也颇有压力,面对网络媒体和电子阅读对市场的抢占,您认为传统的纸质媒体是否丧失了竞争优势?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需要做哪些努力?

  顾爱彬: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不用再多言。外国文学杂志感受尤其深刻。我认为,未来的阅读市场必将分为深阅读与轻阅读两种形式。对更多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而言,其有限的阅读时间与精力,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分配给以电子阅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轻阅读、快速阅读、兴趣阅读。而文学或者说外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外国文学,依然会受到一批喜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的青睐。在数字出版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纸质媒体,尤其是纸质外国文学刊物,正在丧失其原有的优势,读者正渐渐离去。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要想继续生存,必须跳出传统的桎梏,力求变革,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包括新的传播方式,都必须适应时代和市场变化发展的要求。否则,很难看到它的未来。

  记者:您前不久也在媒体谈到,《译林》确实在“谋变”,那未来有哪些“变化”是值得读者期待的?

  顾爱彬:一份拥有几十年历史的杂志,谋变绝非易事。一方面是多年心心相印、对我们关爱有加的老读者,另一方面是初识《译林》、对我们有更高要求的新读者。作为杂志主办方,我们推演过若干种变的途径。有关于形式的,有关于内容的,也有关于办刊理念甚至办刊人员组成的。因为现在具体谈还不成熟,所以只能说的是,无论哪一种变化,都不会强行求变,不会因某些短期因素求变,而是会以各种方式去试探读者,适应市场,最终寻找一条适合《译林》自身的变革之路。有一点要说的是,《译林》杂志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品牌,有无数读者一直在默默关注她。她的影响之深之广,可能是我们先前不曾想见的。前一段时间,一则误传《译林》改刊的消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说明《译林》在好多读者心里始终占据一块很重要的位置。《译林》杂志的微博拥有18万之多的粉丝,时刻关注着她的动向。毕竟,她自1979年创刊以来,陪伴了无数读者走过了漫长的30多年的成长发展历程。这些都让作为出版者的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惟有献上更令人满意的《译林》,才能不辜负广大读者这一份厚厚的期待和深深的挚爱。(王杨)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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