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假唱愈演愈烈 文艺应更关照心灵世界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本报以及其他许多媒体就对大型晚会和演唱会现场“假唱”现象展开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评，假唱，这一演出过程中使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演唱的行为，受到音乐专业界有识之士立场鲜明的抵制。

　　十几年过去了，歌唱家程志“罢唱”义举似乎还在眼前，作曲家刘廷禹振臂呐喊之声也还清晰可辨，假唱却已从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华丽转身”，成为一件“漂亮”的“皇帝的新装”——“有选择”操作成为普遍性操作，“潜规则”成为“明规则”，大型电视晚会也好，小型商业演出也好，正规庄重的场合也好，营业性场所也好，假唱蔚然成风，抵制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这真是演出界绝大的笑话！唱歌可以“假唱”，跳舞可以“假跳”吗？演戏可以“假演”吗？假唱，这个当年大家粪土视之的咄咄怪事，如今不仅“堂而皇之”，甚至不再激起普遍的义愤，无非说明整个文化文艺界道德底线在倒退。

　　其间，国家文化部门曾出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第三章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第五十六条做出了“吊销营业执照”等相关处罚规定。但是，比较起假唱行为之猖獗，有关部门对假唱处罚的数量和力度连“一黍”也不及，效果几乎微乎其微。有法不依，表面看是因为“民不举，法不究”这个法律操作程序而耽搁，有关部门也可以此为托辞，其实质“非”也：一则普通百姓哪有多少“电声演唱”常识，何况坐在观众席里隔着若干障碍，可能连演员的嘴都看不见，怎么看得清声音和口型的奥秘？二则，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舞台和演员一向怀有单纯的崇拜和盲目的信任，哪里想到花几百元钱看到的只是一场“假面舞会”？更何况，中国的老百姓单纯善良，历来对名人和演员是宽容和溺爱有加，即便知了情，往往也会“网开无数面”。在这种观演背景下，要求民“举”，在我看来，不过是强民所难。退一万步说，百姓不“举”，并不代表“官”就可以不“究”。今天的假唱如此明目张胆，执法部门的无为和纵容难辞其咎。从“过街老鼠”演变到“皇帝的新装”，是唯利是图的商界和失德失范的业界共同合作的“成果”，也是监管部门“失察”、“失职”被动配合的结果。千辛万苦，左论右证，才出台的法律法规，本应成为一条以儆效尤的“准绳”，却生生地被束之高阁。不作为乃至纵容，说白了，无非两个因素作祟，一是人情，一是金钱。

　　其中诸多名堂就不去说了，要说的是，社会舆论的确对假唱也有监管义务。在假唱愈演愈烈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假唱，无伤大雅，不成为大问题。

　　假唱究竟伤不伤大雅，成不成大问题？

　　歌手习惯性假唱，导致整个声乐界尤其是流行音乐界演唱水准和创造力急剧下降，中国流行音乐近年来的萎靡不振是不是与此无关？

　　拿着真金白银，买到的却是假货，算不算商业欺诈？从一个人说假话，到一百个人、一千个人说假话，到大多数人都默认假话的合理性，道德底线的一路下滑，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挂念食品安全，对“假牛奶”、“假酱油”、“假包子”勃然大怒，因为假货直接危害了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健康计，是不是也应该设一个指标评估体系，精神健康的第一个指标是不是应该是“说真话”、“讲诚信”？一个民族的心灵建设如果不能以健康为指标，那么这个民族的文明价值是可疑的。

　　文艺，绝不只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的事，有人类历史以来，文艺都是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个体精神向度的记录和心灵表达。如果以“观照人类心灵世界”为职业的文艺工作者，竟然祭起“瞒”和“骗”的大旗，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创造的文艺作品来“观照”我们的灵魂？我们又怎能指望在这样的大旗下，焕发民族的创造力，构建民族文化基石？

　　答案似乎不必去说了吧。

　　刘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