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物种单一化倾向加深 当警惕“成功学配方”

　　在自然界中，我们已经接受物种单一对生态平衡是种伤害的事实，我们已经认同和理解了生态多样性。然而在文学中，对于“生态多样性”的认同理解却远远不够，文学物种的单一化倾向犹在加深，它已经对文学的生态构成了戕害。千人一面，千刊一面，尽管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还在大量生产甚至显得繁荣，但太强的统一性和单一化使它们缺少个人气味和独特之处，我们无法在这一片平面化的丛林中找出 “林外的树”。对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生产，青年作家徐则臣有一个漂亮的短语：“文学盒饭时代”。他指的是：文学普遍的快餐化、简单化，即食即用，食过之后却了无余味——它只满足于简单的“吃饱”，你无法对它提出“吃好”和丰富营养的要求。而所谓的“吃饱”，也只意味着纯文学圈子内部供求关系的初步平衡而已。在一篇题为《宽阔的小说》的短文中，我谈到，“我读过列夫·托尔斯泰之后为什么还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福克纳之后为什么还要读巴别尔、卡夫卡、胡安·鲁尔福？因为差异。因为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提供，因为它们冒险。”是的，我不知道，谁会在阅读了大量的复制品后还会有持续的阅读兴趣。

　　成功学配方与趋同写作

　　文学中的单一化倾向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一是对市场的想象性迎合。二是对发表、评论和评奖的迎合。三是惰性，当然，也有常识未明的部分。我曾说过，在许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对成功学的关注远甚于对文学自身的关注。对于一些人来说，文学中有一张隐性的藏宝图，找到它便意味着找到了成功的宝藏，它颇似金庸小说中的武林秘笈，藏在华山或嵩山的某处，于是大家纷纷上路，一起按图索骥，前行的方向自然成了大路，甚至是唯一路径。我想，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成功配方，所以才有我们如此浩大的 “运动”：在余华的《活着》火了之后，大家纷纷写下大活着小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写苦难，写底层，用种种方式撼动人的泪腺。这一“有效配方”很快被多数写作者掌握，并一步步“发扬光大”，于是我们的文学那个苦啊，那个惨啊，那个不忍睹啊。我们还有另一配方，就是权力和性资源的交媾，掌握了权力就会有取之不竭的性，无论它的背景是不是处在一个全面禁欲的时代：它容易“市场”，也显得“深刻”……前段日子，某报在调查一图书订货会后得出结论，直接用官员职衔作为小说题目的小说卖得很火，譬如《县委书记》《驻京办主任》《市委秘书长》……它也许会引发另一场题材争夺战，权力＋色＋勾心斗角会成为另一有效配方……趋之若鹜的跟风背后是利益而不是文学，它的灾难性已经显现，只是我们处在温度缓缓上升的水中尚不察觉。

　　有一个“南桔北枳”的故事，因为位置的改变，种下桔子结果长出的却是枳。在我们的文学上似乎也正如此：一种初衷是好的、对的或者至少是不算太错的提议倡导，最终的收获却和它的先期愿望发生位移，面目全非。《北京文学》当初提出“好看小说”的本意是将文学从一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中向后拉，可后来打着“好看小说”旗号纷纷出笼的小说们只是故事上的“好看”，甚至与通俗画等号，完全缺少艺术质地，于是《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女士只得反复强调，“好看小说”是多层面的，她们所倡导的“好看”首先是在艺术层面上的，必须强调艺术性。几年前，北京大学的邵燕君教授有感于写作与生活的剥离而在大场合、小场合、大小场合与文章中呼吁“底层文学”，很快她就发现“写底层”渐成时尚，大家纷纷去写所谓底层疾苦、矿难、重病的父亲和卖淫的女儿 (如果这个父亲有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那故事如何进行？)，某大刊的编辑多次抱怨，他一天看了四个中篇全部在写矿难，这让他对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严重怀疑。于是邵教授便又得强调，要正视“底层如何文学”，关键它还得是文学，首先是文学。编辑小说年选，就一年的小说创作进行梳理，其原意也许是为文学多样性而做的努力，但它导致的结果却是：成为许多作家写作的参照母本，他们更便于按图索骥；同时也培养了一种时间迷信，任何的图书文字只剩下它所发表当年的时效，只要过了当年，它就过期了，过时了。我们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如此：当年的得主只领风骚一年，一年之后它就退出视野，无人再谈。文学评奖，我不猜度任何所谓的背后因素，我也不相信这些“背后”，它们的设立肯定是想彰显那些优秀文学作品，使它们获得进一步确认——然而它们又成为了另一种图谱，作家对各种奖项风格甚至评委的文学口味都反复猜度，按照可能的“深刻”“悲悯”“直面现实”的配方去书写，这就又形成了另一趋同。“南桔北枳”真的不可避免吗？

　　阳春白雪与集体谄媚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关于幽闭型小说》)——是的，小说、文学，本应是一个无边界的事业，是写作者按照自己的本心和真实完成的事业，是一个具有多样可能的事业，是一个必须开拓和冒险的事业，是一个必须投入澎湃想象力的事业，然而我们当下所见的却是集体的不冒险，是集体性的画地为牢，这里还不涉及艺术观点上的党同伐异。返回来，重新审视“盒饭时代”这个短语，它也标明了我们一种“向低看”的要求，它不是大餐，不要求精致，不会变成 “阳春白雪”——许久以来，我们将文化、文学的门坎降得太低了，太低了，“阳春白雪”在屡遭破坏的生态圈中仍遭受着层层砍伐，“为大众”被简化理解为媚大众，为我们假想的大众“喜闻乐见”……取消了高，雅，智趣，审视与发现，个性和可能，文学只会平庸。优秀文学的产生，依赖于一个具有多样性诉求的文学生态的建立，它需要容忍和理解，鲜花、蘑菇、橄榄、蜗牛、老虎和响尾蛇都有自然生长的理由。多样性文学，自然要有普及性的文学，也要有形而上的文学，思考和追问的文学，展示我们司空见惯却熟视无睹的日常的文学；要有琼瑶、金庸、席慕蓉，也要有托尔斯泰、辛格、贝克特与艾略特；要有李白，也要有杜甫、白居易、李煜和柳永；要有骑鹅的童话旅行，也要有巴别尔钝利的刺痛……文学，应当是一株自由生长的树，它在不同的方向伸出枝杈，指向不同的可能，参差多态才是我们幸福的本源，才是我们喜好文学、愿意对它保持持久兴趣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文学盒饭时代”，作家何为？它也许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追问。

　　(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