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奸相博士共制大观圣作碑 堪称“三绝碑”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未能近距离一睹大观圣作碑的面目，颇为遗憾，红旗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新乡市博物馆珍藏有大观圣作碑的拓片，可以细细品味大观圣作碑的书法绝妙。

　　当天下午，细雨飘洒，我赶往新乡市博物馆。

　　新乡市博物馆的前身是平原省博物馆，所藏文物颇为丰富。其所拓制大观圣作碑拓片陈列于馆内大厅，整个拓片有近5米长，以玻璃框笼之，下用展柜支撑。在展厅内，如此庞大的拓片陈列格外醒目。

　　据新乡市博物馆信息中心姚香勤主任介绍，博物馆所陈列的这张拓片是几十年前组织精心拓的，字迹清晰，线条流畅，可谓拓片中的精品。1973年，大观圣作碑的拓片曾到日本展出，受到日本书法界的青睐。

　　大观圣作碑不仅历史价值颇高，书法价值也非比寻常。我在新乡听到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1938年日军入侵新乡，进入文庙后烧杀抢掠，当他们准备破坏文庙所藏石碑后，一日本军官看到上面的文字，大为惊讶，当得知是宋徽宗的“瘦金体”笔迹后，赞叹不已，禁止部队进行破坏石碑的行为。对于此种掌故，我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值得怀疑，当年日军在中国掠夺文物，镇江被誉为“大字之祖”的瘗鹤铭残碑险些被日军掠走就是明证。

　　其实，大观圣作碑的书法价值根本不需借用“敌人的赞美”，其蕴含的艺术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赞扬某些石碑，常冠以“三绝碑”的说法。所谓三绝，大多数是碑文、书法、刻工均精妙绝伦，又能汇于一碑者；或者为文章、书法及文章所述之人的德政功绩杰出者又能汇于一体的；又或者为文章、书法及镌刻之石奇特。但不管哪种情况，都离不开其中最为基础的一点，那就是书法的精绝。

　　大观圣作碑的碑额撰写者为当时的奸相蔡京，碑文为著名的昏庸皇帝宋徽宗赵佶亲撰并书，而摹写上石的是书学博士李时雍。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三位绝顶高手共同完成的这通大观圣作碑，倒也可以称之为书法界的“三绝碑”。

　　碑文堪称“瘦金体”中楷之首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皇帝，但这位“小资皇帝”能书善画，艺术造诣相当高，其独步书法界的“瘦金体”堪称绝世精品。而大观圣作碑洋洋一千余字，正是宋徽宗瘦金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后人研究学习瘦金书的典型范本。

　　“瘦金体”指的是宋徽宗的书法特点，因其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而得名。以形象论，本应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这位皇帝大人尊崇的说法。

　　“瘦金体”结体瘦长，运笔挺拔，横竖撇捺与众不同，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说：“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亦如游丝袅空，烟蕴直上。”这就是对“瘦金体”瘦硬劲挺特点的生动描述。

　　宋代书法以韵趣见长，“瘦金体”既体现出类同的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蔼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所谓“如屈铁断金”。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未曾出现过。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是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别人易于仿造的。后代习其书者甚多，但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金章宗曾仿徽宗“瘦金体”，但笔势纤弱，形质俱差。可以说，赵佶的“瘦金体”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正如明代学者陶宗仪《书史会要》推崇的那样：“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

　　“瘦金体”是宋徽宗赵佶在研究前人书法艺术的基础上，融会贯通，首创而成，在宋代的书法流派中，别具一格，自成一家。赵孟頫读《宋徽宗画明皇训子图卷》题跋后曾云：“后跋亦出手书，所谓瘦金体，逸趣蕴然，细玩之，信不在李重光之下，诚足珍矣。”明代学者丰坊所作《书诀》中称：“江南后主李煜书师薜稷，得柳诚悬拔镫法。”而《书史会要》中也说：“徽宗行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薜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这就是说宋徽宗与李煜都师承薜稷，形成了相同的笔法。其实赵佶并不单学薜稷，他早期学黄庭坚，而后学薜稷、薜曜，吸取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

　　宋徽宗的书法，多为行书或草书，“瘦金体”并不多见，一般分为中楷和小楷，大观圣作碑文则列为中楷之首。

　　姚香勤说，从大观圣作碑的碑文来看，其上文字较之宋徽宗的“瘦金体”其他文字，更瘦直、挺拔，横划收笔带钩，竖下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和宋徽宗的其他手迹对比来看，其他手迹略微丰腴，而大观圣作碑碑文更为瘦细、劲挺，整个碑文从头到尾不论结构、字体都十分协调统一。大观圣作碑碑文字体正是体现了“瘦金体”挺拔、细瘦、硬直、劲朗，同时又不失飘逸的特点，横、竖、撇、捺都显示着该书体独特的气质。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大观圣作碑上宋徽宗的字体能如此传神，刻此碑的石工功不可没。从刀锋上看，石碑上刻技非常精湛，完全将‘瘦金体’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可惜碑文上没有留下这位石工的姓名，实在是一件憾事。”姚香勤说。

　　奸相蔡京题写碑额

　　“大观圣作之碑”六字出自蔡京的笔下，这一点，碑文已经说明：“太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臣蔡京奉旨题额”。

　　说起蔡京，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三个字：大奸臣。蔡京确实是个大奸臣，为宋代“六贼”之首，祸国殃民、把持朝政等恶行妇孺皆知，但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蔡京的官品或人品，而是他的书法成就。

　　蔡京的书法初学蔡襄，后师承徐季海、沈传师等人，“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者，无出鲁公(指的就是蔡京)之右者。其后又弃率更，乃深法二王”(《铁围山丛谈》)。因厌恶蔡京的为人，后世将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视为蔡襄，其实这种说法有点不符事实。

　　蔡京的书法在当时被人称为“冠绝一时”，以至于连狂傲如米芾者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铁围山丛谈》记载，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正因为蔡京的书法成就很高，他的顶头上司——宋徽宗也是位书画高手，所以蔡京的仕途才异常光明，这多少得益于两位君臣艺术家的“惺惺相惜”。既是君臣，又同是艺术家，宋徽宗的很多画作，如《雪江归棹图》、《文会图》、《御鹰图》等都让蔡京题字，而得以展现宋徽宗“瘦金体”的大观圣作碑由这位书法宰相来题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大观圣作之碑”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蔡京笔法的特点：笔力雄健，气势不同凡响，但豪健之中带有些许姿媚。正如明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的那样：“(蔡)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

　　大观圣作碑的碑额六字，能清楚地看出蔡京书法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用笔挥洒自然，字字笔画轻重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做到左顾右盼、上下起落之中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客观地说，蔡京题写的碑额是具有相当大的艺术价值的。

　　宋徽宗、蔡京，名声虽然不好，但名气还是很响亮的——昏君奸臣，他们的书法造诣是无法否定的，相比较而言，大观圣作碑的摹写者李时雍则鲜为人知。

　　李时雍，字致尧，成都人。据《宣和画谱卷》记载，李时雍的父亲“李显夫为朝奉大夫，有书名，真行草俱工，苏轼尝以之为师”。

　　据史料记载，李时雍做过的最大的官不过是承议郎和殿中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御前供奉，但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便。李时雍深谙赵佶笔墨的源流之法，据说能襟袖濡墨走笔大字，其摹写的“瘦金体”惟妙惟肖，入情入理。

　　宋徽宗亲自撰写了大观圣作碑，但全国铺天盖地要立很多石碑，总不能让皇帝大人吗事不干，天天把这碑文摹写几百、几千份吧？于是摹写大观圣作碑的重任就落在了李时雍身上。根据碑文记载，李时雍“奉诏摹写”——是宋徽宗点了名的，可见李时雍对于“瘦金体”的“山寨”水平。

　　即便在数十年后，逃到杭州的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仍念念不忘李时雍的“瘦金体”，并将其书法与蔡襄相提并论：“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

　　李时雍所摹写的大观圣作碑，可谓深得“瘦金体”的神韵：“直如矢，劲如铁，望之如枯藤冒树……亦如游丝袅空，烟蕴直上。”如今，后人能从大观圣作碑中一睹“瘦金体”独特迥异的书法特色，李时雍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