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谈莫言提名诺奖: "中国缺少世界性的作家"

　　莫言成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会产生哪些影响?当代文学还有哪些不足?记者采访了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永春。

　　记者(以下简称“记”):莫言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呼声很高,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刘永春(以下简称“刘”):首先,莫言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也关注了中国跟西方的文化对话。这个是诺贝尔奖所看重的——从诺贝尔文学奖以前获奖的小说作家看,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作家比较容易得到承认。

　　莫言作品《蛙》实际上是以一个中国青年向一个日本人写信的形式,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前后一直到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蛙》这部小说就是把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现实去向西方做一个展示。这就是一种东西文化对话。

　　再者,和莫言作品的翻译介绍有关。一个好作品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跨度内的持续影响。莫言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被介绍到西方——虽然中国当代也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西方,但缺乏持续性。

　　此外,西方比较看重文学形式的先锋性,而莫言做到了。莫言的《红高粱》以“我爷爷”“我奶奶”的角度叙事,既有我,又有爷爷奶奶,这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混合的方式是莫言的首创。2011年,莫言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它用了书信体的形式——一封封信组成一部小说。这种形式非常新颖!

　　记:现在中国有许多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在您看来,西方通过这些作品所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吗?

　　刘:恐怕是很不完整的。

　　我曾把建国后翻译到西方的中国小说,尤其是英文版本都找来看过,莫言、张炜、余华等,里边有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是: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跟国内读者不一样,所以在国内被广泛承认的作品在国外不一定被接受。

　　目前把中国的小说翻译成外文主要不是华人学者在做,而是西方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到底了解多少?他们选作品的眼光、角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国内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就是把中国当代的作品推向世界,这样才可能有一个世界的声誉和影响。

　　现在中国主流学界在翻译的多是《红楼梦》或者鲁迅的作品,当代的文学作品较少。

　　记:这个能否称为推广上的一种遗憾或欠缺?

　　刘:这个可能是有关方面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一种空白。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在推广孔子学院,在西方的大学里教外国人学汉语,但语言毕竟只是一种工具,中国的文化该怎么向西方介绍?

　　我们经常有一些关于发展的政策提法,但归根结底也涉及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比方提到美国文学,我们知道马克·吐温、惠特曼；提到英国文学,有哈代、莎士比亚；俄国文学有普希金,意大利文学有但丁。

　　而提到中国文学,西方人大多只知道《红楼梦》,知道鲁迅的已经很少,更不要说当代作家。中国文学没有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这件事是需要我们主动去做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需要主动塑造。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很多种形象,可能在经济上中国越来越有钱,那在文化上、文学上也应该有正面的形象,至少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被世界了解。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完整。如果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红楼梦》上,那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们如果看不到我们当代的东西,也只能认为你还停留在长袍马褂的时代。

　　不管莫言能不能得奖,这次对中国文学都是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