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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历史研究专家金雁:高尔基丢掉独立性是虚荣

2012年10月16日 14:43 来源:长江日报 参与互动(0)

  独家专访

  俄国——不久前是苏联,这个中国北方的强邻,过去一个世纪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00多年来,这个国家历经跌宕,进行了影响无数人命运的社会实验。俄国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前世今生如何演变?遵循了怎样的逻辑?

  我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专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金雁近期出版的专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采用由近及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知识群体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做出了独到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像展现于世人面前。

  记者刘功虎

  好的观念会比邪恶观念更有生命力

  在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灵、良知。

  读+:本书副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俄国知识分子在人类文化史上具备哪些特质?

  金雁:早在18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就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悼词中说了颂扬沙皇的话,十多年不被学生原谅。俄国知识分子与政府对抗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至于沙皇尼古拉二世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最大的威胁,也是叛逆和异端的代名词。

  按照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加乔夫的说法,在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灵、良知。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的责任是:认识、领悟、反抗,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永远不说假话。沙俄时期很多俄罗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哲学家,在强权面前总是“不合时宜者”。

  读+:为什么采用倒叙方式来写作这部长达50多万字的学术作品?

  金雁:由于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弊病,尤其是斯大林依次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建立以后,阶级斗争模式下的社会进化理论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矛盾,规律化的归纳方式抹平了所有国家民族的个性特点,即便不符合的也要削足适履硬往上套。这种写史方式无法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去观察对象,因此我主张把整个俄国史拉通了去思考。

  采取倒叙的手法,是希望更容易让人们产生追根溯源的感觉,从“今日的果”找到“昨日的因”,改一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造成的思维定势。

  读+:研究俄国,你常有一种“不合常规的奇怪感觉”,能否介绍一下俄国有“哪几怪”?

  金雁:我很早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总结了“十大怪”:一、农奴身份很难猜。中国的佃农只交租不缴税,俄国农奴既交租又缴税。二、农民把沙皇当父亲看待。三、地主、军人难解难分。四、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不服从”。五、僧侣弟子很激进,而不是那种淡泊人世纷争的群体。六、就因为多用了一只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七、总是有人喜欢向后看。八、企业家支持反对派。九、在某些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竟比其他派还保守派,人们进行"激进"比赛。十、被赶出国门的自由主义思潮,一个世纪后还能在俄罗斯复苏,再掀热潮。

  读+: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暴力和恐怖,有人将部分原因归结到卢梭那里。那么在你看来,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革命的关系何在?

  金雁:卢梭的理论有很多缺陷,的确会产生误导作用。在思想理论方面,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强大的原创。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甘当政府对立面的传统和姿态,他们配合甚至引领19世纪的激进主义,很多人弃笔从戎成为革命的领袖,直接酿成了后来持续不断的激进浪潮。另外一部分相对冷静的知识分子,像“路标派”,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洗礼,重回世人的视野。观念与观念的征战贯穿人类历史,好的观念会被证明比邪恶的观念更有生命力。

  历史没有“万能的先知”

  索尔仁尼琴甚至提出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未来发展的中心。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担心,那就是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

  读+: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归”时,说了很多批评西方的话,在你看来,他那是对自己以往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悔过”吗?

  金雁:索尔仁尼琴晚年的确是左右开弓,既痛骂权力专制,也骂西方资本主义。当他从海参崴登陆,横贯广袤的西伯利亚进行回归之旅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他只好专门骂一骂西方资本主义,这就被很多媒体认为他是在对自己以往言论的“悔过”。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核心是痛恨和反对专制,从此出发,他看到了资本主义“散沙”的特征,当希特勒这种人一手遮天时,资本家束手无策,甚至有不少人为逐利而放弃底线、为专制添砖加瓦。

  他本人的思想当然有捣糨糊的因素,但是他一辈子的死敌是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

  读+: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他的主张吗?

  金雁: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曾经发了一封公开信,系统表达过个人主张,而且其后几十年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他从对传统文化的个人体验和偏好出发,认为俄国人必须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俄国放弃“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主张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他主张取消全面专政,但不要求民主。

  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斗争了100多年,付出了极大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更残酷的专政),因此,俄国干脆别搞什么民主了。在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还根本不知道西欧为何物的时代里,那种含有“俄式民主”成分的“好专制主义”就不错。他甚至提出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未来发展的中心。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担心,那就是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

  读+:如何看待索尔仁尼琴“向后看的反专制精神”?

  金雁:索尔仁尼琴由于知识结构和个人经历的原因,对成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了解不透彻,而对俄国宗教历史、北方崇拜了然于心,因此在反极权的同时左右一锅烩,这是他的缺陷。在俄国历史上,也的确存在一个越往后越自由这么一个现象。但历史是无法倒退的。人类政治生态进化出了更合理、更科学的模式,没有必要再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

  索尔仁尼琴号称“背负着俄罗斯命运”,却在国家剧变的关头缺席。因此,这也印证了,历史从来没有“万能的先知”。索尔仁尼琴在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就已经足够了。

  读+:与叶利钦持续被批评不同,普京与索尔仁尼琴建立了和谐关系。普京推崇索尔仁尼琴是基于对后者的思想认同吗?

  金雁:索尔仁尼琴晚期的言论,实际让左右两派都感到不是滋味,也都觉得可以接受。既反极权又反西化的索尔仁尼琴,成为倡导民族传统的合适的象征性人物。民主派记得他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认为他骂西方意味着表示了悔改。而索尔仁尼琴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西化而不是反集权。

  从“海燕”蜕变为“家兔”

  在苏联国内,出于巩固权力、拉拢知识分子的需要,斯大林发动全国宣传机器给予高尔基无上荣誉,鲜花、掌声、地毯……

  读+:1928年,斯大林逐步掌握苏联最高领导权,显露出个人专制的特征,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希望离开苏联到国外去,而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却高调回到苏联,从此半自愿半被迫地长留苏联。他为什么做出回国的决定?

  金雁:高尔基长期旅居意大利,还曾访问过美国。国内与国外对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他在美国,所到之处,车马依稀,门前冷落。因为美国人揭露社会公正问题的职业主要依靠新闻记者完成,作家的这一功能比较弱,所以美国人很难对高尔基众星捧月。

  而在苏联国内,出于巩固权力、拉拢知识分子的需要,斯大林发动全国宣传机器给予高尔基无上荣誉,鲜花、掌声、地毯……只有在苏联,他才感觉出一种被“幸福感”环绕的美妙。高尔基也意识到:鲜花是随时可以收回的。他知道其中的代价,必须投桃报李。

  读+:高尔基一生经历了哪几次比较大的思想剧变?

  金雁:高尔基是苏俄文学领军人物,多次转身,数次“变脸”,幅度之大难以想象。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与列宁冲突,又从国家强权的角度与斯大林合作,从一个十月革命的“异教徒”变成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同一个人,曾经是为被压迫者抗争呐喊的人道主义者,摇身却变成了压迫者的谋士和吹鼓手。一只无产阶级的“海燕”,幻化成统治者蟒蛇餐桌上的家兔供应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堪比他创作过的情节最复杂的小说。

  读+:高尔基背离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改奉国家主义,丢掉可贵的独立性,其原因是缘于思想的误区还是人格的悲剧?

  金雁:为了能让高尔基回国,斯大林下了很大工夫,他和高尔基之间有大量通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俄罗斯民族强大的弥赛亚情结”打动高尔基。他甚至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宣传高尔基的群众运动。而高尔基一旦回国,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了。我认为,高尔基的行为选择中既有思想的误区,也有人格的悲剧。有的文学家很多时候会非常缺乏思维逻辑能力和政治判断能力,无法做出准确的权衡。此外,人心虚荣的弱点,在高尔基身上表现太明显了。

  读+:在你看来,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相比有哪些差异?

  金雁:说到这个话题,我很赞同学者王东成、雷永生等人的观点。王东成说,东正教是双刃剑,有人教合一的传统,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神来对待,所以发展出集权专制;同时它特别强调道成肉身,特别强调苦难。因此俄罗斯作家即使在那么严酷的迫害面前,仍然比中国的作家光彩。

  雷永生则提到,苏联知识分子一方面制造很多谎言,另一方面内心非常痛苦。中国也有很多人整天制造谎言,但他们很坦然。典范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政府对他们来说是“你们”,是他者。越是精神上优越的,越要在大庭广众大声说出自己的罪恶。

  相较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信仰和终极关怀,没有对自己心灵纯洁度的敏感。

  金雁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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