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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艺术是我余生的归宿

2012年10月23日 10:30 来源:文汇报 参与互动(0)
《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艺术是我余生的归宿
    戴老除了《黑猫警长》外,还参与创作了《小蝌蚪找妈妈》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本报记者 张小叶

  对于诸多70后、80后而言,谈及童年,《黑猫警长》绝对是关键词之一。

  1984年,《黑猫警长》开播后,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动画系列片之一。在历年来最受欢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它与《葫芦兄弟》并列第二。2010年,《黑猫警长》被翻拍成电影版,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黑猫警长》的导演戴铁郎,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雅号“黑猫爷爷”。

  但戴铁郎的成就不仅于此。他参与和导演的作品包括《黑猫警长》、《我的朋友小海豚》、《小红脸和小蓝脸》、《牧笛》、《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九色鹿》等,每一部都备受好评,在国内外屡屡斩获大奖。

  可人们有所不知,戴铁郎的一生非常坎坷。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后,他卷入“反右运动”和“文革”,坐了27年“冷板凳”。真正做导演的时光,只有短短10年。

  如今,“黑猫爷爷”已到晚年,身边亲人陆续离世,独自一人生活。但戴铁郎觉得,自己从没有为境遇所困,正如现在也不会为时间所困,因为创作就是生命的动力。“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他说。

  ■戴铁郎一生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因此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可他创作的《黑猫警长》,在中国无人不晓。

  ■耄耋之年的戴铁郎,以平常心看待一生名利,他说:“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

  ■他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耄耋之年,形只影单依旧乐观

  戴铁郎幽居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角落。穿过人车嘈杂的大街小巷,拐进一条小弄堂,可以看到一排解放初建成的老式公房。白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中,老公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带路的是印希庸,《黑猫警长》的制片,也是戴铁郎多年的学生和朋友。他骑了一辆老式助动车,“突突突”地走在最前面。在一幢老公房前停车时,早已闻声探出头的戴铁郎,从三楼的窗口抛下一把钥匙。印希庸开门进楼,穿过油烟袅绕的公用厨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便见到须发皆白的戴铁郎站在门口迎候。

  退休后,戴铁郎常年住在杭州,偶尔回上海来住。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米的一居室。妻女陆续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变得空荡荡,沿墙靠着几块床板,唯一一张长沙发的一端叠了两块毛巾,权作枕头。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晚年的他,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观。只是如今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

  “她们去世以后,我想了很久,晚年怎样度过?最后想通了——艺术就是我余生的所爱和归宿。”老人抚摸着书桌,对我说。

  戴铁郎在杭州的住处,是西湖边上的一间两居室,这是早年浙江美术学院分配给他父亲戴英浪的。戴铁郎没有手机,偶有美影厂的晚辈去杭州探望他,遇上老人出门,往往要在楼下等待许久。他养了几条狗,有从路上捡来的,也有别人寄养他家后再不领回的,他不忍丢弃,一一收养,还四处找人借身份证为狗办证。然可托之人并不多,他笑言:“向我家的钟点工阿姨求了好久。”

  每次来上海,戴铁郎总要先通知印希庸。2009年冬天,为了《黑猫警长》电影版的改编,他来上海暂住,印希庸把自家的棉被搬去,顺便帮忙买菜洗衣。昔日的“黑猫爷爷”,如今年事已高,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毕竟有些力不从心。而当年《黑猫警长》动画组的陈思毅,至今记得戴铁郎对生活曾有多讲究:“那会儿美影厂有个咖啡厅,偶尔会做点西餐。戴老师就说,你们怎么把意大利面当成阳春面吃?那天我长知识了,意大利面得卷着吃,而且不能发声音。”

  这些生活习惯是从南洋带来的。戴铁郎的人生一分为二,在与动画结缘之前,他的青春岁月颠沛流离,而他一生的品性,也在革命生涯中渐渐打磨成型。“当年美影厂分房,我爱人再三催我去问问,我便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分房小组让我去找厂长,厂长让我去找分房小组。我便想,好吧,这也算是个结果,就坦然回复了家人。”一家人便在这栋一居室里住了几十年。

  “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高傲坚忍,他们不在乎利益,坦然为艺术献身。”陈思毅说。

  动荡岁月,木刻版画曾是最爱

  1930年,戴铁郎在新加坡出生,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那段时间,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年幼的戴铁郎便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他与母亲情感深厚,他说:“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解放后,父亲戴英浪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师从妻子。抗战期间,戴英浪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妻子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她从无怨言,全心抚养一对儿女,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

  “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在日后是非不辨的年代,是母亲的昔日教导,使他得以摆脱愤懑,平心静气。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散发写着“打倒侵略者”的宣传手册,一直延续到他回国。1940年,因为叛徒出卖,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10岁的戴铁郎便踏上轮船,随家人一起回到了中国。1942年,戴英浪在上海开展地下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4岁的戴铁郎,就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那时戴铁郎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晚上在灯下作木刻画。回想自己人生的头20年,他说:“走过了许多地方,都是因为我的爸爸”。解放战争时期,戴英浪又被派往台湾、香港等地。时局紧迫时,全家人风声鹤唳,父亲甚至不能出门。戴铁郎以孩子的身份,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我曾单独回过上海,传递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戴铁郎说,他带了许多中暑药,分散在袋装咖啡大小的包装袋里,情报就藏在里面。1949年,全国解放,父亲戴英浪从香港回到广州。戴铁郎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香港《华商报》领了一笔路费,也回到了大陆。“好日子要来了。”那时他这么想。而母亲吃了半生的苦,也终于能够安定下来。

  戴铁郎说,自己人生头20年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但是,即使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也从未放下过心爱的木刻版画事业。他曾为毛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第一版设计了木刻版画的封面;在台湾时,他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期间也刻了大量的木刻版画,其中“台湾村景”一图,解放后被《中国版画集》收录。

  回国后,戴铁郎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得知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开设动画专业,他独自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考试。这年初冬,在广州上车时,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一路向北,越坐越冷。那些细节,60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电影学校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那批学生中,有阿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导演)、严定宪(《哪吒闹海》导演)、林文肖(《雪孩子》导演)和胡进庆(水墨剪纸动画片《鹅蚌相争》导演)等。

  进了学校以后,戴铁郎才发现,同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程,基础扎实。为了赶上进度,晚上9点熄灯后,他就悄悄爬起来,借着厕所的光,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硬

  装进大脑”。休息天,同学们出去逛街,他却在寝室里继续学习。就这样强记恶补,考试倒也一一过关。

  直到毕业,戴铁郎也没有想过会把动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我一直想把这四年的学习当成一个过渡,之后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继续画我的版画。”然而,毕业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一眼挑中了他,戴铁郎于是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赴上海美影厂报到,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

  而就在进厂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受“潘汉年案”牵连,家中待遇一落千丈。戴铁郎说:“最明显的变化,是那会儿女同学都避着我走。”也正在此时,他遇上了后来的爱人。

  事实上,他们相识已久。16岁时,戴铁郎正在为《文萃》工作,有时去女青年会为她们画海报。在一间大屋子里,女青年们跳集体舞、做冰淇淋,活动结束,一地狼藉,往往留给戴铁郎打扫。

  “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生活腐化不‘革命’,所以从不参加。”他说。有一回,他在门外的台阶上捉蟋蟀,有个同龄的女孩跑了出来,要他让路,两人还吵了起来。

  戴铁郎说起那次初见的场面:“你猜她那时哪个样?涂口红,穿高跟鞋,那就是‘地主家的女儿’嘛!我心里挺看不起她。而她看着我鞋上的补丁,像个小工,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

  然而,在“女同学都绕着走”的日子里,“地主的女儿”却来到了戴铁郎的身边:“别人看了我的档案,跟她说,这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你还是想想清楚。她说,我想清楚了,他有才华,我就是要找他。”

  爱人离世多年,戴铁郎说及往事,不动声色:“谁知道命运竟会这样安排呢?再见到那个喜欢涂口红、跳芭蕾的女孩,她已经入了党,还被选为三八红旗手。”他给我们看自己视为珍宝的那些作品时,一大卷发黄的版画中,包裹着《黑猫警长》的剧照和线稿,最里面,是爱人年轻时跳芭蕾的照片。

  拿起画笔,“世界就无穷大”

  “父亲受牵连后,一切都改变了。一开始,不是不难受。”戴铁郎目睹身边“为革命贡献极大”的战友们的遭遇,他的心开始慢慢平静。不能做导演,那就埋头画画。在为著名的水墨画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画金鱼时,他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一共改了6稿。

  1976年,印希庸从职校毕业,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那时,46岁的戴铁郎,在单位依旧是“坐冷板凳”的角色。进厂23年,他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部动画片的导演。但印希庸知道,戴铁郎是解放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动画大师,每回见面,总是尊敬有加。

  “这是个‘时髦’的老头,爱与年轻人混在一起。从国外带来的‘洋习惯’,即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也分毫不差地保留着。”印希庸说。做动画时,戴铁郎常常忙得来不及吃饭,面包里夹块巧克力,就着可乐当一顿饭。

  “文革”结束后,50岁的戴铁郎第一次当了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的朋友小海豚》,拿着本子去审批时,别人说:“这种本子你去废纸篓看看,我们扔掉很多。”

  “我每一部作品厂里都反对,从《我的朋友小海豚》到《黑猫警长》。”戴铁郎说,《我的朋友小海豚》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不符合当时“多做传统、民族的题材”主调。美影厂的日本顾问劝他说:“你第一次做导演,我去向厂里提议,给你个好点的本子。”

  戴铁郎拒绝了他的好意:“我是搞创作的,我只做自己的东西。”本子没有通过,就没有导演室,他去厨房借一张小矮凳,再到饭厅搬一张长板凳当桌子,借厂内医务室的一角,趴在长板凳上开始画分镜头,长长的纸一直拖到地上。

  终于,他画出的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在1982年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总统银质奖,成为当年送选电影中唯一获奖的作品。在戴铁郎做导演的10年里,他的作品获过多项国际大奖,最得意的莫过于1984年出品的《黑猫警长》。作品讲述的是一只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率领部下侦破案件,保卫森林安全的故事。首播以后,几乎受到全民追捧,街头巷尾到处在传唱《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一系列周边产品的热卖,也催生了玩具经济的到来。“那时候孩子们开始玩起一种会发出声光的玩具枪,最早就是《黑猫警长》的周边产品之一。”印希庸说。

  《黑猫警长》播了5集,但在第5集结尾黑猫警长打出“请看下集”的字样后,观众们却再也没能等来第6集,因为“黑猫爷爷”退休了。

  “那天我被叫去人事处,他们递给我一张退休证,说我年龄到了,该退了。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醒过神来后,我一句话没说,拿了退休证转身就走。”就像分房那件事一样,戴铁郎依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那年,他的退休工资是209.5元。为了补贴家用,他每天骑车去郊区,帮别人修改原画。

  他人生的头50年里,正逢中国历史风云突变,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不知明天会落到哪儿。到了暮年,他从街上捡回瘸腿的流浪狗回家养着,直到后来养得健步如飞,他突然悟出其中道理:“人应该向动物学习,到哪里都能生存。你不可能一直顺利,你没法知道明天会怎样。”

  那天,戴铁郎坐在50平方的居室里,用一个下午时间,平心静气地回顾着自己的坎坷一生。说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也只是哈哈一笑。面对看《黑猫警长》长大的晚辈,他的语气充满怜爱:“你们还年轻,未来还很长,要过好每一天,抓住幸福。我呢,尽管已夕阳西下,但我也要过好每一天。”在人生受冷遇的27年里,他回到家关上门后,笔耕不辍,他说自己“不争不抢,就当是时机未到”。创作却从未停止过,他要为自己可能成为导演的明天做好充分准备。

  “我得到的是我的想象力,它与我同在,这是谁都拿不走的。”戴铁郎说,直到80多岁,他依然在创作。当他走过大街小巷,穿过小弄堂,沿着木梯爬到三楼,拿起画笔时,“世界就有无穷大。”

  “黑猫爷爷”: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黑猫警长》的。这部动画片由戴铁郎执导、印希庸制片,塑造了中国动画史上“最酷的警长”。1984年播出5集后,好评如潮。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黑猫警长”的形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象征着正义、严肃、一丝不苟。

  如今,看《黑猫警长》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许多人试图解构“黑猫”的形象,分析它成功的秘诀。有人说:“《黑猫警长》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首先,它拥有最多的商业元素;其次,它采取了完全国际化的造型语言;人物设置上,针锋相对的警匪和多种多样的森林公民们三方,形成了张弛有度的人物关系。”

  然而,这部“超越时代”的作品,曾经差点儿不能面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戴铁郎曾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黑猫警长》剧本的雏形: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黑猫警长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他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创作《黑猫警长》的剧本。戴铁郎设计了许多黑猫的形象,拿到幼儿园、少年宫四处征求意见。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了一个头戴警帽的警长形象。

  当时,《黑猫警长》剧组几乎是一个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制片印希庸只有28岁。大胆起用新人,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向戴铁郎指出:“要做制片,小印资历还不够。”戴铁郎说:“你们不用,为什么不让我用?年轻人不做事,怎么学习?”后来戴铁郎曾对记者说:“我做新人的时候,受惯了冷遇。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怨恨,但我绝不会这样对新人。”

  他善于启发年轻人的灵感,也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比如,每一集开场和结束,黑猫警长会用枪打出片名和预告,这个创意就是印希庸提出的。

  为了让剧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许多场景和人物,都是戴铁郎回家以后,自己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他订阅了许多国外科技刊物,“热追踪导弹”、“喷气式摩托车”等一些新式武器,就是从这些杂志里看来的。

  结果,花了10个月做出来的两集动画片,却被叫停了,理由是:“里面打打杀杀,不符合传统美学,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电影局领导看了,觉得不错,一些小朋友试看后,反响也很热烈。在“不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黑猫警长》上映了。

  “《黑猫警长》给厂里带来很大效益。最初,黑猫的周边产品一出来,就被一抢而空。”印希庸说。但对戴铁郎来说,“黑猫警长”问世后,反而离他远了:“小商店里都在卖黑猫警长,但没人想到给我送一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辆黑猫警长的摩托车,放在家里,视如珍宝。

  好几年后,有个朋友带孩子来玩,孩子看到那辆摩托车,向戴铁郎提出借回去玩两天,“然后借走就不还了。”戴铁郎说,后来他还专门找朋友提起过这件事,朋友说,摩托车借给了亲戚家的小孩,然后被弄坏了。

  “我说,弄坏了你也给我。他挺不好意思地说,人家把它扔了。我说了声‘哦’,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残了半边机翼的直升飞机、别人丢弃的黑猫警长T恤衫,戴铁郎都把它们捡回家收好。他还用陶土捏了个黑猫警长,放在窗沿上,每天看看。

  2010年,《黑猫警长》电影版被搬上了荧幕,许多80后带着孩子去电影院重温经典,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即使昔日的“黑猫爷爷”垂垂老矣,可他创造的形象却依然威风凛凛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

  许多人向我说起那年《黑猫警长》的再映盛景,但老人仍是寂寞的。媒体叩开“黑猫爷爷”的门,80岁的他坐在窗边,凝视着自己捏的黑猫警长的模型,二十多年的风化,黑猫周身布满裂缝,还掉了一只猫耳。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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