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曲折诞生记：郑振铎否定 巴金靳以力荐

　　2012年是曹禺逝世十六周年。曹禺作为人的生命已经逝去十六年了，但是他的思想和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他创作的五大经典：话剧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已在世界舞台上广泛传播，成为各国人民心心相印的桥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起话剧《雷雨》的发现，应该理所当然地归功于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

　　一个年青作者经过辛勤劳作，写出一部好作品。但无人发现、推荐、评价，这对作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正如曹禺所说：“事实上最使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青的作者)痛心的还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里，任它浮游四海，没有人来理睬，这事实最伤害一个作者的自尊心。”(《日出·跋》)

　　《雷雨》的发现就遭遇过一段曲折。1933年8月，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将稿子交给正在筹备《文学季刊》(该刊于1934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靳以，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同学、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他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首先向谁推荐呢？第一个便是郑振铎。

　　1932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经友人辗转介绍，答应为北京立达书局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 《文学季刊》，书店委托他担当主编。靳以“自觉编这样的刊物，资历和能力尚感不足，便去找已有名气、很有经验的郑振铎一起合编”。郑振铎一口答应，但实际编辑工作由靳以担任。两个主编，第一主编是郑振铎。因此很自然的，靳以将《雷雨》首先推荐给第一主编，不料振铎一看“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

　　但是，靳以并不甘心让挚友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原稿没有人理睬，伤害好友的自尊心。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分工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看。《文学季刊》 早期有一个编委会，“邀请了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任编委，而具体工作多为靳以一人承担”。编委会成员有分工，有的负责审读评论，有的审读剧本等等。

　　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助教，在戏剧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不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并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这就让靳以十分尴尬，只好把剧本暂放在抽屉里。靳以的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

　　恰在此时，靳以为《文学季刊》一篇批评丁玲《夜会》稿子临时抽掉(因巴金和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意见，便在此刊第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得罪了郑振铎，“靳以有点怕他”。

　　由于这一情况，加上李健吾又不认可《雷雨》，靳以只好把剧本暂时放在抽屉里，既不退还给作者曹禺，更不能擅自作主发表，他在等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到了。这时正好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沈从文，住在 《文学季刊》 编辑部所在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靳以这里(平时编辑部只有靳以一人工作)。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一次，靳以和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还是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一些，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或文坛上的名人，还要多多发表有才能的新人的作品。

　　一席话提醒了靳以，靳以随即告诉巴金，以前周末常到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的手稿交给了巴金。

　　实际上此时靳以心里想说的是，他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挚友的剧本。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人微言轻。巴金当时名气很大。不光处女作《灭亡》早已出版，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爱情三部曲的《雾》和《雨》均已发表，短篇小说《将军》更被鲁迅、茅盾收入他们合编的《草鞋脚》集子里介绍到国外。有些事巴金便于讲话，他的话有作用，郑振铎能听他的意见。

　　果然，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了《雷雨》。1940年在《关于〈雷雨〉》一文中，他写道：“……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

　　第二天，巴金就将这个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 《文学季刊》 一卷三期(1934年7月2日出版)上一次登完”。因为《文学季刊》三个月才出一期，如果连载一年，读者断断续续地看就可能断断续续地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获得了成功，在巴金的力荐下，剧本很顺利地发表了。不仅如此，鉴于编委会建立之后，几次在作品发表上编委之间发生矛盾，巴金还建议取消编委会，“因他觉得编委意见多很麻烦，就作了这个建议。当然，他的名字也取消了，但他实际上还是和靳以一起负责编刊物”。靳以当然表示赞成。于是不但《雷雨》顺利发表，连引起《雷雨》发表产生争议的编委会也顺利取消。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曹禺日后创作的剧本 《日出》、《原野》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文丛》上顺利发表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名剧《雷雨》的诞生巴金起了关键作用，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鉴赏力，立即发现了《雷雨》的价值。同时，曹禺挚友靳以的三次力荐功不可没，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位都是发现《雷雨》价值的功臣，是发现曹禺这一杰出人才的伯乐。这段故事当时被人们称为“文坛三人佳话”。

　　现在要问：为什么一部优秀剧作，四位文化名人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这里涉及到艺术作品鉴赏上的两个文艺理论问题。

　　一是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欣赏一部作品主要从内容着眼，还是主要从形式着眼。

　　郑振铎看了这个剧本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这与他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有关。郑振铎擅长古典戏曲、民族文化研究，熟悉民族艺术形式。而《雷雨》在艺术形式上偏洋。

　　曹禺的话剧《雷雨》，主要采用的是欧洲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近代剧的表现形式。这种戏剧形式在结构上强调时间地点集中，不少故事情节不能在舞台上直接表现出来，多用大段说白交代，因此有较多的暗场叙述。这种表现方式同郑振铎熟悉的戏曲形式有很大区别。我国的戏曲善于以简洁、洗炼的手法表现瑰丽多姿的生活内容，在结构上多半采用“开放式”结构，情节叙述有头有尾、原原本本，受时间、空间局限较少，戏剧冲突大多通过明场在舞台上一一表现，而且场次变化多，极少采用大段冗长的台词进行沉闷的介绍。

　　看惯了戏曲的郑振铎对于曹禺采用的西方的“锁闭式”结构很陌生，自然会有“剧本写得太乱”之感，从而不欣赏此剧。

　　和郑振铎相反，李健吾学的是西洋文学专业，他很热爱外国戏剧，但他熟悉的主要是法国的莫里哀、博马舍等人的古典主义戏剧(他是我国著名的莫里哀戏剧专家)，莫里哀、博马舍的戏剧在结构形式上用的是戏剧情节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展开的“开放式”，因此他看《雷雨》就多处感到这个戏“太散”。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在李健吾不认可 《雷雨》 的第二年，1935年8月17日，《雷雨》 由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演出，轰动天津；这年4月，《雷雨》又由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演出，并译成日译本，影响到海外。用李健吾的话来说：“《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我来赶会也敬一炷香。”此时的李健吾改变了他原先否定《雷雨》的态度，1935年8月31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雷雨〉曹禺先生作》一文，化名刘西谓。然而这篇剧评，表面上赞扬《雷雨》，说它是“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实际上挑了《雷雨》许多的毛病，从中可以窥见李健吾1933年否定《雷雨》的种种原因。李健吾批评《雷雨》的主要观点一是《雷雨》宣扬了“命运”观念，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二是“鲁大海写来有些不近人情”，“这是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存在”。三是周冲第四幕放周萍、四凤走，在性格上“把周冲写失败了”。四是“作者的心力大半用在情节上”，用得过分。没有用人物来支配情节。五是头绪太多，无用的枝叶没有加以删削。第四幕观众只剩下受惊。“也不知道同情谁好了。我们的注意力反而散在不知谁的身上了”。如此等等，数落了《雷雨》不少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