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冶进海的《状元之校》：戴着镣铐的教育场域

　　回族青年作家冶进海的长篇小说《状元之校》以清新、稳健、机警的笔调和复调叙事的艺术方法，清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的状貌，尤其是紧扣“民办公助”性质、频出 “省文科状元”这一富有蕴藉性的教育场域，描述了我国现行教育中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与对话、规训与惩罚、革新与阻力。作者通过对号称“状元之校”的大华外国语学校人物画廊的“深描”、教育环境入木三分的刻画、冷暖人情事态的理性洞悉，展示了资本时代教育领域金钱、权力、欲望的角逐。这是近年来众多同类题材长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状元之校》至少包含这么几对对抗关系：高分生与低分生、山区免费学生与城市纨绔子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校长、学校与社会，而各个体之间也会存在各种对抗。正是因这复杂的关系网络，分数的角逐、力量的流动，生产了这一独特场域，使这样的场域充斥了太多的对抗和戾气而显得突兀怪异，失却教育原有的平和与温润。

　　贫富差异的对抗与角力在小说中异常醒目。项宜是从普通中学选来的拔尖学生，家境贫寒，尽管很快与性格各异、家庭背景殊同的孟婷婷、白娴棠结成死党，并常常一起以“三剑客”的形象示人，但无法逾越家庭贫富带来的鸿沟，特别是母亲因被诬偷窃超市烂水果而受气身亡后，认识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命运不平，开始奋发图强，但最终还是含恨告别这所谓的“状元之校”。

　　另外，山区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对立冲突，也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心理失衡的“单挑”到从网络到现实的刻毒刁钻的口水战，甚而“引发群架，不惜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贫富学生如何在这么一所充满金钱与功名的学校里共处，成了大华外国语学校必须直面的问题。而极富才气和理性批判的钟文昊所写的文章《我们为何水火不相容》，可以看作是作者寻求化解冲突的一种自觉尝试。

　　小说中充斥着“单挑”、作弊、早恋、逃学、群殴、打劫、师生恋、跳楼、情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这些逃逸在学校体制外的行为为社会道德和学校规章制度所不容而受到训诫和惩罚，继而成为强化学校“游戏规则”的有意义的符号。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华少”意欲与白娴棠发生关系被拒受辱而发生情杀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作了深刻揭示，从作品中展示的行动逻辑、心理活动、精神状态、情感关系、家庭周遭来看，又非常逼真、令人信服。规训与惩罚构成了今天教育的整体景观，而这又是否为教育的初衷呢？

　　另外，新旧教学方式的碰撞与契合昭示着当下教育的新方向。校长林宣民和语文教师赵明博倡导新式教学。赵明博拥有研究生学历，年轻气盛，干劲十足，尊重学生，善于营造民主、轻松、向上的氛围，得到学生的信任和钟爱，收获了师生间的深厚情谊。就是这样一位作者极力推崇的老师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向传统教育方式低头，与最喜爱的学生在课堂上决裂，直至愤然离职，赵明博与中学传统教育体制的博弈以此告终：“我认识到，改变中学教育里某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让学生快乐地成长，仅凭一两个老师，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很难撼动的。”理想人物的黯然消退，更让人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和体制深思。

　　另外，长篇小说《状元之校》采用复调的形式来进行讲述，从贫困学生项宜、青年教师赵明博、天才学生钟昊文、校长司机等人的角度，分别叙述各自经历的故事，独立成章，而又连为一体。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叙述，使各声部各自发声，独立彰显意义又合奏出多声部的和声。无论是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生境的描绘、大华外国语学校内外人物群像的刻画、教育体制积弊的深刻揭露、金钱权力与人性欲望的博弈，还是对西部风情的讴歌、农村牧歌式生活的流连、和谐师生关系的憧憬，都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和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郎功勋(土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