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刘宗周的为学之道：从学凡三变到为学自得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后世学者尊为蕺山先生。他为官为学、读书讲道四十余年，其为学之道内蕴着“学凡三变”、“严辨儒释”和“为学自得”的心路历程。

　　学凡三变

　　蕺山“为己之学”经历了由“敬”而“慎独”、由“慎独”而“诚意”的三次转变。

　　蕺山为学主“敬”，始于执贽许孚远为师那年。《年谱》载，是时(1603年)，许氏以“敬身之孝”激励宗周，他即“励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他《与以建四》信指出，“敬”就是“不敢”，是“战兢惕厉心法”，是“言行交修”的理想效果。蕺山于四十岁撰就的《论语学案》，正是他“敬”修工夫的真切展示。

　　1626年黄尊素被逮事件促使刘宗周“专用慎独之功”。《年谱》载，黄氏被逮之日，蕺山为其饯行，促膝谈国是，危言深论，涕泣流涟，自知利害当前，生死观尚未打通，自觉“事心”工夫当有所改变，遂携子刘汋读书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独”只是“静存”，惟“静”时用力做工夫，“动”时自然“随心所欲”。“慎独”即是能够将“心”与“事”、“已发”与“未发”、“静”与“动”圆融一体的工夫，诚如《中庸首章说》所言：“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

　　从1636年始，蕺山治学专提“诚”。《年谱》载，当时他爱举“天下何思何虑”、“诚无为，无欲故静”等语，认为工夫修养只在“略绰提撕”之间，因此将“慎独”置之为第二义。他在《答史子复二》信中论述了“诚”的双层含义：其一，“真切笃实”为“诚”。“真切笃实”既描述事实，反映“心”之诚实无欺性和真实无妄性；又描述过程，反映“心”真实无妄地、诚实无欺地体知自我、体认万物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其二，“诚明合一”为“诚”。“诚”既是“心”上做工夫的状态，是“道心”的体露；又是“心”上做工夫的过程，是人去“探求”自我的“纯真”。体露“道心”，就是“明”心，使心“澄明”；探求“纯真”，就是心之“诚实无欺”性得以自在地显明。而“意”则为“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答叶润山四》)。“意”好善恶恶，“心”即能“彰善抑恶”。《答史子复》云：“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谓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谓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无恶归之至善谓之物。识得此，方见心学一原之妙。”心、意、知、物四者圆融统合，则无论个体之“人心”如何，人之所以为人之“本心”自能知善知恶、彰善抑恶。即此而言，“诚”与“意”皆是动作性与过程性、描述性与状态性的和合体。那么，“诚”与“意”统合而成的“诚意”便有四种意义：表明“诚”之自觉性的客观性的“诚意”；表明“意”之好恶性的正确性的“诚意”；表明“诚”之能力、自觉性被诚实无妄地发挥和自觉发挥的“诚意”；以及表明“意”之通过“好恶”去真实无妄地“体认”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的“诚意”。总之，“诚意”是“工夫与本体”合一的“真功夫”(《学言》)。

　　蕺山“学凡三变”虽体现为阶段性的“为学之要”特征，但其本质是“即工夫证本体”，力求达致“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

　　严辨儒释

　　明末学术界涌动着一股儒学“杂”禅的暗流，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答王金如三》)的危局。儒家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主导的伦理道德被弱化和异化，儒家君子人格所强调的真、善、美被玄虚泛化。因此，蕺山主张“严辨儒释”，明辨圣学路向。

　　蕺山认为，读书学问要有基本为学路向，方于视听言动中有亲切体会、深切感悟。儒、释分属不同为学路向，故可多元并存。他在《答王生士美》中提出了理性处理儒、释关系的原则：既不强求二者“同一”，因为“自其同者而视之，无往而不一也”；亦不强分其异，因为“自其异者而视之，无往而不分也”。因此，勿“以异端摈同侪”，立定所选择的为学路向，真切体悟、悉心践履。

　　但是，蕺山自身所主张的“为己之学”能“严辨儒释”，挺立“醇儒”路向。他于《学言》指出，儒学言心与意、知、物和合融通，又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通贯，既凸显“道”、“理”、“心”的至上性，又彰明本体与工夫的通合性，从而“即理即物”、“即道心即人心”、“即心即物”；而释教将“道”与“物”、“道心”与“人心”割裂，言“道”即是“空”，言“人心”即是“危”，终归于“虚空圆寂”。蕺山即此意于《与王右仲问答》中评价朱、陆、王三人为学路向的弊病：“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出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禅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即是说，朱子将儒学“静定虚无”之最高境界的归于禅门，理物二分、存心致知二分，表现为“支离”；象山虽直信“本心”，却置穷理为第二义，知有“本心”，不知有“习心”，只知立定本体作工夫，不知于工夫中见本体，因此遭朱子“心行路绝”、“语言道断”之讥讽；阳明于“本心”中标示“良知”，但其教人，倦倦于去人欲、存天理，又常发“妄心亦照，无照无妄”等禅学语，说得“良知”高妙虚玄。

　　蕺山论学虽也参悟禅学话头，且时常引用禅学术语，但能“严辨儒释”，其学不为禅学所沾滞，“醇儒”证“心”的为学路向明白清晰。

　　为学自得

　　中国古代哲学家以“自得”为体认真理的正途，尤其是宋明理学诸大家。如邵雍“道尽于人”、“物观于心”的“以物观物”法落脚点即是“自得”(《观物篇》)；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是“为学自得”(《程氏遗书·外书》)的真情流露。

　　蕺山也以“自得”为为学“精要”。《学言》指出，圣贤教人多随地指点，以“使人思而自得”。所谓“自得”，“无所得，故名自得”(《年谱》)。前一个“得”当为从别人那里得到“知识”，后一个“得”当为自我反思与体悟，是主体自我生命智慧的真切感知。要实现“自得”，须破除“先入未见”，搁置“前人话头”(《与履思三》)。做学问不是要墨守陈规，而是要学会歧路开新。但“自得”亦非“无忌无惮”，而是要回归自我“本心”，即求达内心的澄明无碍、无思无虑心境。学人讲学论道正是要培养、体悟此种“自得”心境。

　　刘宗周“为学自得”，“接着”先儒讲，而非“照着”先儒讲，讲出了自己对理学的体悟和思辨，即在“本体论”上提倡“生生”道体、在“方法论”上主张“圆融”思维、在“知识论”上坚持“德性闻见本无二知”，通过深层解构宋明理学，实现对先儒哲学思想的创新诠释。

　　刘宗周“学凡三变”，即工夫证本体，探赜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真功夫”境界；能“严辨儒释”，倡明证心以证人的“醇儒”路向；且“为学自得”，远承孔孟、近接朱王，发先儒之未发，其心路历程昭示出一代大儒为学与为道的自信和超迈。

　　(张瑞涛，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