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谈鲁迅：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社版)，书刊行于一九八二年，不免有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透过这些，书仍可读。比如谈及鲁迅处。

　　这些年来，主要是作为学人，叶公超(1904－1981)的论述已经在大陆重获推介。叶早年衔美国学位回国，就任北大教授。在抗日烽火中弃笔从政，赴台后长期主掌对外事务。一九六一年，正在驻美重任上的叶，突遭解职。返台后投闲置散。晚年心境颇为凄凉(注)。逝世前写下一份类似遗书的文字。其中除了明显的愤懑之情，有一段涉及鲁迅。且录于下。为避免断章取义之嫌，全文引出，段落安排也悉依原文(见《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不再注明)。

　　这些年来我一直托朋友替我找一篇旧文章。

　　鲁迅死了以后，我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的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一篇长文，大约有一万多字，发表在天津益时报副刊上，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我说鲁迅虽然没有人格，但是散文却最好。

　　文章发表之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要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最近我特别想再看这篇旧作，倒不是因为很多人骂这篇文章，而是里面提到许多人，许多事，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

　　叶当年在天津《益时报》上的文章里究竟写了什么？概括起来，就是叶“一时想到”了鲁迅在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第二，“从他许多的杂感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用功，你也许不同意他的态度或语调，但你却难以不承认他所说的往往是深刻的，真实的”。“最后，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中国文言特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的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鲜明的亲切的色彩”。

　　了解一些鲁迅逝世前后掌故的人，当不难知道这里涉及一段“公案”。《大公报》在鲁迅逝世后发表社论，对鲁迅有所批评。而叶氏却挥笔站在了鲁迅一边。尽管鲁迅本人已经远行，尽管为此招来“很多人骂”，且多为朋友。

　　人到晚年，常会回忆往事。特别是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叶公超归道山前评鲁迅，如他自述，也是如此。叶公超一生阅人、阅书无数，从政后又阅世(阅事)无数，鲁迅过世时，叶尚在教坛，虽然风流倜傥，但人生的高潮还未到来。为何在走到人生尽头时，独独追思起近五十年前一篇谈鲁迅的文章？再者，以鲁迅对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一九四九年后在大陆被日益提高的地位，在台湾，批鲁乃至批到体无完肤，较为容易。如苏雪林女士的《我论鲁迅》(一九六六年台北刊)；客观谈鲁迅，实为大难。如台静农，据知情的主管高官回忆，在台湾，“台静农绝口不谈鲁迅和新文艺，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叶氏晚年是不明不白的戴罪之身，评价鲁迅，不能邀功，不能载誉。彼时台海往来阻绝，言论也无法引起此岸的关注。或许，因言获罪后，叶的人生感悟进入新的境界？或有意显现自己特立独行的名士风？又或许，叶是浙人(祖籍余姚)，评价鲁迅有乡谊因素在？没有确凿史料，不应妄作推论。

　　可以说的是，叶两度评鲁迅，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在逻辑和立场上并无变化。第一，坚持对鲁迅的基本批评立场。第二，同时，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化贡献。用他的原话，即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而且，与批评时仅有简单结论不同，在评价时，叶叙述具体，用词大胆。甚至宣布两位挚友不如鲁迅。同时，直言喜爱鲁迅杂文。认为“你也许不同意他的态度或语调，但你却难以不承认他所说的往往是深刻的，真实的”，甚至断言“骂他的人被他骂的人，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赞叹口吻的用语，是否透露了这样的意味：他与鲁迅的分歧大约只是政治上或党派上的，在另一半，即对社会人事的观察上，有共鸣相通处。

　　叶在评鲁迅时提到了徐志摩。叶从政前为新月社干将，是徐的挚友。在徐遇难后，叶写过悼文，同样在晚年，又撰《晚年忆志摩二三事》一文，写到“我一直想把志摩的所有作品，以及别人写志摩的文章重新仔细读过，写一篇长文”。情真意切，更胜当年。

　　徐志摩和鲁迅，似乎分属两个世界，叶同样给予正面的评价。虽然有着不同内容。看来，老一辈文人(自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除了渊博的学识、从容的气度外，还有一种历史感。不是用大气一类词语就可形容的历史感觉。

　　陈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