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卖出高价 学者：降低服务费先转变理念

　　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有网友在微博曝光，在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卷宗时，每页被收费3元。因为需复印的卷宗数量较多，近万页卷宗需支付29000余元。”

　　复印费用畸高的并非仅仅是法院，报道称：“在医院、高校、图书馆、档案馆、行政部门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明显高出市场水平的复印费用并不合理，这关系到人们对于公共服务机构的认可度，应该加以规范和管理。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其实，关于公共服务收费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就已经在讨论，应不应该收费，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不能以此盈利，则是共识。”

　　乔新生：降低服务费先转变理念

　　尘封多年的档案被束之高阁，珍贵稀少的资料被深藏密室，其实人们遭遇的收费远远不止复印费那么简单，许多档案的查阅，本身就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国家财产变成了收藏单位的财产，公共资源变成谋利的工具。

　　乔新生说：“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更是理念的问题，不受约束的权力，一定会滋生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会寻租。公共服务收费，甚至已经催生了一个产业，婚姻登记所、法院等机构附近，最多的就是各种提供复印打印的商家。改变这种现象的根本，在于信息公开的规则。”

　　以工本费的名头盈利

　　北京晨报：公共机构信息复印费用高昂，引起了许多争论，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乔新生：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就已经讨论过，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有一次关于诉讼费的讨论，其实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不应该收费的问题。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府为少数人服务的时候，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因此不应该收费。

　　北京晨报：那么，您倾向于哪一种？

　　乔新生：我有过许多切身的经历，去法院、去其他公共机构复印，一下子复印很多材料，花很多的钱，这些费用打着工本费的旗号，但实际上远远高于工本费。转型时代，中国的各种服务制度尚不完善，完全免费的条件可能还不足，我个人倾向于可以收，但不能太高。也就是三句话，可以仅收成本，但不得以此盈利，并且收费要有说法。

　　国家产权不能谋私利

　　北京晨报：公共信息的使用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乔新生：毫无疑问，公共资料、档案、信息等，产权都是国家的，对于这些公共资源的管理，有《保密法》，也有《档案法》，就《保密法》来说，公开是基本的原则，保密是例外情况，也就是说，任何档案原则上都应该是公开的，如果有需要保密的，就必须有合法的理由。而且各国的档案保密都有时限，到了一定时间，原本保密的，也必须要公开。而就《档案法》来说，原则也是一样的，一般为公开，保密是例外，两者只是涉及的对象有所不同，《保密法》不仅涉及到档案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不是档案的材料的收集、管理、阅览等。

　　北京晨报：很多档案保存机构都有查档案需要付费规定，这和公开原则是否矛盾？

　　乔新生：当然。比如说去医院复印病历，要收档案保护费，调阅一些历史资料，也需要查询费等，很多单位把国家产权当成了自己单位的产权，把公共资源当成了盈利的工具，其原因有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问题，也有信息管理本身的问题，不受约束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会去寻租。

　　查询费与信息公开相悖

　　北京晨报：复印费和档案查询费，两种收费，有什么不同？

　　乔新生：复印费是公共服务的问题，而档案查询费，不但涉及公共服务，也涉及信息公开的问题。也就是说，收档案复印费，尚可解释和讨论，但是档案查询费、阅览费等，就完全没有理由。

　　北京晨报：在国外，对于档案、资料等公共资源是怎样管理的？

　　乔新生：有三种，第一种是斯堪的那维亚模式，斯堪的那维亚是高福利国家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政府档案必须公开，并且提供免费服务。第二种是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实行的，同样，档案必须公开，并且提供复制服务，不过复制要收工本费，并盖章证明复制的合法性。第三，在美国，完全公开，市民随时可以查阅政府信息，如果要复制，政府提供市场化服务。其实说起来在欧洲原本复制也是不收费的，但是后来大量的留学生改变了这种状况，很多留学生在那里使劲儿复印，可能一本书就用光了一包纸，开始他们不愿意给留学生复印室的钥匙，后来干脆收费了。

　　理念不同催生的结果

　　北京晨报：那么中国许多机构查询都要收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乔新生：还是理念不同所致，西方国家的服务理念是主权在民，政府信息、公共资源如果不公开，必然会受到公众的弹劾和罢免。而我们是为民做主。两种不同的理念在信息公开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北京晨报：具体表现在哪里？

　　乔新生：我们在信息公开的表现上有很多地方不合理，一些管理单位刻意设置种种障碍，或强制性的收费服务，比如说婚姻登记，填个表，要你去复印，复印费一块一张。在西方，凡不是规定要收费的，都是不可以收费的，而我们的情况恰恰不同。同样的，这些障碍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中国的公共机构，到处都是禁卫森严，而在美国，人们可以随便出入白宫，甚至总统不办公的时候，还可以参观总统办公室，他们认为，政府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所以某个人在白宫里溜达，甚至在白宫上厕所，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情况下，查询公共档案、公共信息当然也是理所应当。而我们则不同，比如说房地产管理机构根本不公开官员的房产情况，即便你申请公开也不会成功。

　　电子时代的信息公开

　　北京晨报：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

　　乔新生：首先，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有权利随时查阅任何公共资料、档案，这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因此，需要完善和彻底执行信息公开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如复印档案、卷宗这样的问题，也应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权力在其中的作用，限制以公共资源谋取单位或者个人利益的现象。

　　北京晨报：许多卷宗、档案数量庞大，给查阅者带来沉重的负担，是否有方法可以减轻？

　　乔新生：确实如此，有的工作需要大量地复制材料，即便是按照市场化的价格，负担也非常重，我曾经有一次复印过整整五箱材料，花费非常大，即便这个费用降低到合理的范围，依然很多。而且，让公共机构完全免费提供复制服务，也不太合适，毕竟公共机构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我想，我们处在一个电子时代，是否可以实行无纸化作业，公共机构是否可以提供微缩的电子档案，减少这种成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由人大立法，建立规范，实行无纸化作业，对于公共机构和个人来说，都不失为一种减轻负担的办法。

　　晨报记者 周怀宗